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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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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藏富于民是改革大方向杨成“藏富于民”在政策层面正式登堂入室。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最大的亮点是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的转变。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解决民生问题有了物质基础,此时将“民富”放在重要位置,执政理念又向前迈了一个大步。“民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从长远看,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区域差距,提高国家发展质量的战略
2、转变。中国的GDP,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增加,围绕“10%”这个诱人数字一路狂奔。中国的经济报表让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大跌眼镜,中国正以空前的速度和力度创造奇迹。本年三季度GDP增长9.6%o事实上,与一季度的11.9%,二季度的10.3%,这个数字还不算快。单从这些数字来看,“国富”的大格局已然形成。不过,”国富”并不是终极目标。在国家富裕而坚硬的外壳内,隐藏的是一个个平平凡凡的但是对未来生活寄予种种美好愿景的人们。国家背后的人们,能从“国富”的大背景下获益,是一个国家富强的终极目的。然而,正以世人瞩
3、目的速度领跑繁荣的中国,半活其中的人们,并没有与“国富”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相关机构2010年援引的一组数字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从1992年的6&6%下降到2007年的52.3%o200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3600美元,排在全球的第106位。而美国在这一年的人均收入为42240美元,是中国的11倍之多。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国富”而民不富悖论的产牛。一是人们从国富中分配的蛋糕过少;二
4、是人们的创富能力和条件不足。人们从国富中分配的蛋糕过少,主要源于初次分配格局的不均衡。初次分配格局是决定国家繁荣与否与个人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例,平均不到10%,而发达国家占到50%左右。人们的创富能力和条件不足,暂且抛开形形色色各异的个体因素,如性格、受教育程度、地域差异等,不能忽视垄断这一关键因素的存在。这里所讲的垄断已经超越了单纯经济意义上的垄断,是广泛意义上的资本和权力的双重垄断,这是由中国改革不够彻底导致的。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体制变革促进了中国经济潜力的
5、巨大释放,变革既来自经济层面,也来自政治层面。不过,改革并不是同时进行的。与政治变革相比,经济变革更容易一些。经济变革所触犯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损失更方便补偿,而政治变革所导致的利益缺失,很难启用经济补偿机制。补偿机制的难确定性,导致政治变革难以在深度与广度上与经济变革相匹配。经济层面上的相对彻底以及政治变革方面的不够彻底,导致新的资本垄断出现,原有的权力垄断持续存在,因而中国出现资本与权力的双重垄断。经济改革导致大量富人产生,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发现,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创富机会不再是无限膨胀的
6、,越来越有边界,趋向此消彼长。富人大量产生,资本越来越集中,他们不断占有上行的机会,留给其他人的机会则不断萎缩,“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马太效应迅速膨胀。权力在社会的垄断仍然风行。政府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具有权威性,但单个的政府官员并不具备这种功能。然而,很多权力拥有者,擅自放大了自身的权力,把自己当做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如今,“官二代”与“富二代”一样,成为民众认定的社会不公平的突岀标签。最近河北保定某“官二代”高调喊出的“我爸是李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权力的垄断已经渗透到经济、法律乃至更多层面。更
7、可怕的是权力与资本并不是井水与河水的关系,他们可能会互相“谄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产生。资本依附权力,权力过多介入市场,直接对经济进行微观干预,无视法律的存在,不公平的创富游戏规则由此而生。垄断大量存在,导致社会的创富天花板很低,人们的上行空间岀现板结,民愤越来越多。最危险的时候,不是从贫穷转变为小富,而是在大时代的机遇面前走错了路。大方向,不能错。“藏富于民”,才是未来改革大方向。国家的崛起,必先取决于国民的崛起,我们积极呼吁国家及执政者应对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国内外的大势作出科学判断,正视人民的利益
8、诉求,正确处理国民财富的分配,减少企业及个人的税收,尽可能地增加人民的收益,在中国真正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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