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论文-贾雨村补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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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研究论文-贾雨村补论  “贾雨村是一个集众恶于一身的反面人物典型形象”，这几乎是红学家们众口一词的论断。对此，笔者不揣浅陋，原打算写一篇“贾雨村别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成。近读夏麟书、关四平二位先生的大作《穷通怪圈中封建士人的悲剧》［1］和《论贾雨村》［2］。其中关于“贾雨村是一个由正直读书人中举入仕而逐渐演化为丑恶封建官僚的典型人物”的结论性观点，笔者与夏、关二位是一致的。红学发展史向世人表明，任何一种新的观点，非经多次反复论证，是不会得到公认的。鉴于此，笔者特写下这篇补论。   对于贾雨村思想性格演化过程的阶段的划分，笔者把他的被革职期间，单独作为一个阶段。   一

2、、从一个穷儒到第一次当官关于这一时期的贾雨村，下面谈三点：(一)怀抱“三生愿”   贾雨村的“三生愿’，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当官；或者再加一个字：当大官，亦即所谓“人间万姓仰头看”。这，在他还是一个穷儒寄居葫芦庙时，就曾多次溢于言表。贾雨村的这种愿望，或叫“欲望”，论家多斥之为“野心”。到目前为止，据笔者所知，只有三位先生的评价不在此列。第一罗宗阳先生，他认为“贾雨村想出人头地，企图打开功名大门，并不是坏事，而是当时文人士子的一种愿望。”［3］其次就是夏、关二位，他们认为，贾雨村“求取功名，入仕升官的人生目标，是封建社会一般士人所共同追求的”。笔者赞同他们的看法。封建时代本来就是

3、“学而优则仕”的时代，生长在那种时代里的贾雨村，一心依靠自己的学识跻身官场，这有什么过错呢?再说，那时的文人士子，不想当官的有几人?远的姑且不说，只说近的，汤显祖、吴承恩、蒲松龄、吴敬梓、冯梦龙、李卓吾，他们哪个不想当官?至于他们当中有人官运并不亨通，有人甚至一辈子也没能当上官，例如蒲松龄，直到七十一岁才得援例出贡，但是谁能凭借他们一辈子没有当上官这样的客观事实，而否认他们想当官或者曾经想当官的主观愿望呢?而且又有谁指责过他们的想当官是“野心”呢?既然如此，那么同样是封建士子的贾雨村想当官，为什么就要被斥为“野心”呢?“区分他们向上爬的好坏，不在于他们的初衷，而在于往后的实践。

4、贾雨村之所以成为贾雨村，不在于他当时雄心勃勃，而在于步入仕途以后同流合污，自愿跌进那腐朽的官场泥坑”［4］。采用回避初衷的方法评价任何人，都是不客观的，因而是不科学的。首先，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和演化，既有其历史的连续性，又有其发展的阶段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初衷是一个人思想性格发展史的起点和基础，它的确立和往后的实践，是发生在不同时期的行为。对它的轻视、忽略甚至有意而不谈，都意味着对人物思想性格发展史的割裂，从而势必引出片面的静止的结论，好象某人生来如此。其次，一个人的初衷跟他后来的实践，在正常情况下，应是指导与被指导、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但在非常情况即特殊社会背景下，初衷对

5、实践不一定指导得了、控制得住的，所谓“违心的做法”，往往就是在这种特殊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而从发掘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方面来说，这种特殊社会背景正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内容。在评价一个人的功过时，我们应该坚持动机效果统一论；而为着剖析一个人物形象的社会审美价值，我们则必须仔细研究二者之间的矛盾性。诚然，一个人的后来实践，可以作为逆推其初衷的一种依据，但是，这里必须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这种实践一定是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完成的，否则这种逆推就将失去意义。至于贾雨村的官场实践是否都是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愿”完成的，后面将作具体分析。笔者的基本态度是，既要分析贾雨村这个人物形象，那么

6、无论是对他的官场实践还是初衷，我们都应该本着求是的精神，给以充分研究，而不可偏弃。   贾雨村的初衷究竟怎样呢?在同一篇文章里，罗宗阳先生写道：“贾雨村的变化始于丢官之后，这次丢官无疑对他是一沉重的教训，使他意识到跻身官场必须改变初衷。”显然，罗宗阳先生也认为，贾雨村的初衷并不坏。   笔者在这里所要强调指出的就是这一点：当官前的贾雨村并不是坏人，在小说里，贾雨村并非一开始就是以一个反面人物的面目出现的。不仅他怀抱“三生愿”并不存在什么“野心”，而且，为了实现这一志愿，他并没有去巴结权贵，并没有去走后门，而是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光明正大地参加科举考试；他家道衰微，穷愁潦倒，囊空如

7、洗，但他并没有去磕叩富儿门，没有卑躬屈膝向别人乞讨，更没有去行骗或拦路打劫，而是以撰文卖字为手段，一面维持生计，一面企图积攒盘缠；他渴望当官，其初衷只是“重整基业”，荣宗耀祖，出人头地，小说并没有写他准备将来在平民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或图报私仇。这一切表明，入仕前的贾雨村不仅不是坏人，相反倒是一个有志气有抱负、心地光明磊落的正直读书人。   (二)“风尘怀闺秀”   身为奴仆的潘又安与迎春的丫鬟司棋相爱，笔者从未见有人指责；身为优伶的蒋玉函娶了宝玉的“屋里人”袭人为妻，也从未见有人指责。唯独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