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建忠的“善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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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马建忠的“善译”理论［摘要］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建忠写成《拟设翻译书院议》，提出了“善译”理论，努力矫正洋务翻译的弊端。“善译”构建了我国近代重要译学理论的发展基础，“翻译书院”则勾画了清末译学馆的基本办学框架。但“善译”以培养对外交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翻译人才为宗旨，在甲午战争后变革图强的转型社会中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关键词］马建忠；翻译书院；善译Abstract：AftertheFirstSinojapaneseWarinl895,Majianzhongadvancedtheconceptof“goodtranslation”inhis“Propo

2、salforSettingupaTranslationAcademyninordertoovercomethetranslationshortcomingsintheSelfstrengtheningPeriod・Theconceptof“goodtranslation”1aidafoundationforthedevelopmentofmodernChinesetranslationtheories,whiletheproposedtranslationacademy”providedtheframesforthetranslationacademiestob

3、esetupinlateQingDynasty.Ma'sadvanceof“goodtranslation”aimedtotraintranslatorsandinterpreterswhocan“knowthemselvesandtheenemytofightvictoriousbattles”,andhadobvioushistoricallimitationsinthedrasticsocialtransformationperiodaftertheSinoJapaneseWar・Keywords：MaJianzhong；translationacadem

4、y；goodtranslation1894年冬，维新人士马建忠写成《拟设翻译书院议》。在这个2500字左右的中国近代翻译史名篇中，马建忠提出了“善译”的标准：“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

5、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1]214。（一）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努力矫正洋务翻译的弊端1862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同文馆，拉开洋务运动的序幕。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除创办新式学堂外，还设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专门译书机构。然而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由部分西人和少数洋务官僚努力而实施的翻译仅涉及少数实用性自然科学和海军军事领域。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为了“求强”和“求富”，清政府派遣了多批留学生以置之“庄岳之间”，指望他们回国后成为教学、翻译传播西学的津梁。然而，在外语日趋成为谋求新兴职业敲门砖的清末社会，回国留学生“惟以所学者为资本，赖以致富”：

6、2]19,不想将外语翻译传授给同邦。而实际从事翻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辞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言语，而汉文则矗陋鄙俚，未窥门径”。由于译者的语言和专业知识普遍较低，翻译时不但“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而且“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1]214-215,翻译后的文本往往“于原书之面目尽失本来”[1]215,同一本西文书籍，翻译出的汉语文本有时差异悬殊无比[3]345,以至于“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1]215。由于洋务时期的译者大多“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1]215

7、,中西译者主要依赖“西译中述”这一时代特有的翻译模式：“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2]18o在中西合作的翻译过程中，翻译文本的选择完全根据西人的爱好和专业决定，华人译者在翻译中处于从属地位。“关于翻译本身的理论和技巧，口译和笔译者均很少了解。”：41364“西译中述”的翻译文本“文辞艰涩”、“驳杂迂讹”、“挂一漏万，割裂复重，未足资为考订之助”，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讥笑也”[1]314-215。为了矫正洋

8、务翻译的种种弊端，同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