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农民生产环境行为影响因素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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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潜在性等原因，导致农民的生产环境行为不够理性甚至不理性。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建立完善农村环境教育体系、完善耕地政策及生产环境行为奖惩政策、加快农业技术转化、增加农民收入等，使农民的生产环境行为趋向理性化。　　引言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39号]中指出：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在未来五年内，要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

3、境友好型社会。去年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构建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在总人口中占很大的比重，农民生产环境行为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人与自然环境能否和谐相处，和谐社会能否实现。研究农民生产环境行为影响因素，有针对性的探讨对策，使农民的生产环境行为更加合理、科学，将有助于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有利于推进和谐社会的早日实现。　　一、文献回顾　　1975年，以美国社会学会设立“环境社会学分会”为标志，环境社会学初步创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国外环境社会学对环境行为的研究逐渐形成了“行为控制论”、

4、“意识改造论”、“适度人口论”、“绿色消费论”、“代纪平等论”等理论。其中，“行为控制论”是指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约束、引导和优化人类行为，促进人类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协调；而“意识改造论”指的是改造人们的观念和意识，提高环保意识水平，其中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加强环境教育，增进人们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了解，树立现代的科学的生态意识。[1]　　在国内，当前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集中于对公众环境意识的研究，研究对象多为城市居民或大学生，研究方式多采用大规模问卷调查，力图从宏观上描述公众的环境意识现状。例如，钟毅平等以湖南三所高校650名在校大学生为对象的“大学生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

5、的调查研究”，[2]王文勇以浙江师范大学学生为对象的“当代大学生环境意识调查”。[3]而以城市居民为调查对象的有洪大用关于“中国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4]以及吴上进等在南京进行的“公众环境意识和参与环境保护现状”调查[5]等。所有这些研究，基本上均认为公众的环境意识决定其环境行为，而笔者认为，环境意识只是影响环境行为的一方面，并不是全部。　　涉及到农村或农民的有张玉林、顾金土《环境污染背景下的”三农问题”》，[6]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7]以及徐慧清《试析环境污染背景下的农村社会关系》等。[8]其中，张玉林与顾金

6、土重点谈到了农村和农业环境污染的现状与损失估算；陈阿江提到了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的现象；徐慧清则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农村的环境污染，认为环境污染不仅改变着农村的自然条件，也建构着农村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对政府、企业主和农民关系的建构与农民自组织能力的建构意义重大。　　综观这些研究，以“农民生产环境行为”为研究切入点的比较少。在具体探讨农民生产环境行为是否理性及影响因素之前，有必要对农民的一般行为是否理性进行论述。　　农民的一般行为是否有理性？人们对此已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论战。韦伯曾指出，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为得到够用而付出的最少。[9]

7、波耶克通过跟踪研究，指出在“农民社会”中，由于人们缺乏求利欲望和积累动机，只以“够用”为满足，因而也表现出了“非理性行为”。[10]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则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农民向其他人一样是理性的，即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效用。[11]美国学者波普金1979年出版了《理性的农民》，也对农民非理性的观点进行了驳斥。[12]而西蒙则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论证了人类行为的理性是在给定环境限度内的理性，有限理性是由人的心里机制决定的，并提出了“有限理性决策模式”，批判和否认了完全理性的假设。[13]　　二、研究设计　　核心概念的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