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文化领导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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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越：领导权与“高级文化”——再读葛兰西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关系范畴，即“高级文化”与“人民大众文化”（highcultureandpopularculture）的关系。这一范畴通常受到评论者的轻视，而我认为，正是对它的认真思考，可以把我们带入葛兰西最深邃的思维过程。    一    和大多数现代观念一样，“文化”也是启蒙历史的产物。从对它的（广义的）词汇学研究[1]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以下要点：    1．通过“隐喻的习以为常的作用”，或毋宁说，通过“抽象”，在欧洲各民族语言中的“文化”一词逐渐从农业社会的早期含义（“对农作物和动物的照料”）脱胎

2、出来，由“自然的生长”扩及“社会和教育的含义”。这和16世纪以来的“一个普遍过程”（从大众的识字阅读到“科学与艺术的复兴”）相伴随，并最终于18世纪末，在启蒙运动的“决定性后果”中达到顶点；    2．这个顶点就是，藉由启蒙主义的“普遍历史理念”，致力于“为人民发展文化”[2]的启蒙运动把自身理解为“一项将真理的发展与自由的历史直截了当地联系起来的事业”[3]，在这项事业中，“文化”成为“文明（civilization）”的同义词：与“野蛮”相对立的、普世的“人类自我发展的历史”，一个世俗的救赎史；    3．这一用法立刻遭到了卢梭、赫尔德和浪漫主义者的反对，继而

3、又受到马修·阿诺德及其追随者的殊死捍卫——实际上，正是启蒙的“事业”在其自身内部包含着所谓“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对立。从19世纪初开始，“文化”“对于一个处在激进而痛苦的剧变之中的社会，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反响的焦点”[4]，迄今为止，这个字眼在阶级、民族、性别、身份、生产与消费方式、风格和媒介等方面形成的无数语义分歧和政治分歧都无非是最初斗争的翻版或变体：“高级文化”与“人民大众文化”[5]的斗争，同样是启蒙的产物，是启蒙的难题，是启蒙的未被救赎的幽灵，始终在现代的世界——以及在“文化”这个现代的观念中——徘徊。    “这个难题”，正如葛兰西所说，“就是

4、保持整个社会联合体的意识形态统一的难题”，而在前现代的世界，“各种宗教、尤其是天主教会的力量，都在于——今天仍然在于——这样的事实：它们非常强烈地感到，需要为广大虔诚的信众建立教义的统一，并努力确保较高的知识阶层不与较低的阶层相脱离”。（p.328）[6]在那里，“民间（folk）”文化与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当然不是现代的专利）通常是“无意识的”，即——至少对于后者而言——并不是自觉的斗争：所有的“民间文学”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后果便是“政教分离”——不止是国家与教会的分离，而且是政治权力与所谓“市民社会”权力的相对分离

5、，特别是与掌握在“市民社会的机构”[7]及其知识分子手中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相对分离，即解除意识形态与政权之间那种直接而单一的肯定性关系——这是远比“三权分立”更为根本的分权形式。在葛兰西看来，正是这种分离使“意识形态统一”成为一个现代的难题，也使高级文化与人民大众文化的斗争，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关系出现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p.329），换言之，出现在康德所谓理性的“成年状态”和“未成年状态”之间[8]。    葛兰西把这种关系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知识分子与人民，乃至理论与实践这些相对古老的政治关系归为一类。他把这类关系称为政治的“第一要素”：

6、“整个政治的科学和技艺都建立在这个原初的、（在某些普遍条件下）不可化约的事实的基础上”[9]——因此领导权也就建立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高级文化与人民大众文化的斗争，实际上正是作为资产阶级领导权斗争的组成部分，或毋宁说，作为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内在矛盾，伴随这种领导权及其高级文化的建立——以启蒙运动为标志——进入历史舞台的。    因此，对于领导权理论来说，高级文化与人民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最具现代特点的中心问题之一。众所周知的是，葛兰西在对政治和历史的研究中，致力于广泛地思考欧洲现代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文化关系的政治意义，批判了“传统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社团精神”——其

7、普遍存在证明了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资产阶级领导权所固有的“经济－社团的”性质——，从而提出了通过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新的领导权和“历史联盟（historicalbloc）”的政治难题。[10]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二    除了上述政治的意义之外，高级文化与人民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对于领导权理论来说还具有一种“知识的”意义。在葛兰西对哲学和认识论的研究中，他以不同的方式再次涉及了这个问题。    他谈到“科学、宗教和常识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表现为认识论问题的高级文化与人民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他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些初

8、步的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