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酓章钟商商穆试解.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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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楚王酓章钟“商商穆”试解方建军天津音乐学院1978年发掘的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编钟一架65件，其中有一件楚王酓章为曾侯乙所作的镈钟，钲间纪事铭文如下（用通行字依原行款写出）：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作器者楚王酓章即楚惠王，作器时间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87、461页。。与楚王酓章镈同铭的编钟，北宋时在湖北安陆曾出土过两件，最早著录于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但只有编钟的

2、铭文摹本，缺少铭文和纹饰拓本，也没有编钟的图形。这两件楚王酓章钟，其中一件纪事铭文与曾侯乙墓所出楚王酓章镈完全相同，唯行款有异，铭文末尾尚有“商商穆”三字（图一）（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页。。另一件钟的纪事铭文为“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系全铭的后半。此钟铭文的末尾又另起一行，直排书写“少羽反、宫反”五字。图一楚王酓章钟铭文摹本薛书之后，宋代仍有其他金石学著作收录这两件楚王酓章钟，其中以王厚之的《钟鼎款识》所录最可参考。此书收录具“商商穆”铭文的一件

3、钟，并增印了这件钟的铭文和纹饰拓本（图二）（宋）王厚之：《钟鼎款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4—65页。。由拓本看出，“商商”二字分别位于此钟正鼓部花纹的上、下居中处，“穆”字则在编钟的右侧鼓部。另一件钟的“少羽反”和“宫反”，虽无铭文和纹饰拓本，但据曾侯乙编钟标音铭文通例，应分别铸写于编钟的正鼓部和右侧鼓部。图二楚王酓章钟铭文和纹饰拓本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后，宋代所出楚王酓章钟再度引发学者的讨论。目前，各家对于铭文“少羽反”和“宫反”的解释基本一致，即“羽”、“宫”分别为编钟正、侧鼓音的阶名，其音程关系为小

4、三度。“少”指高音区，“反”乃高八度之意。但是，对于“商商穆”的理解则仁智互见，异说纷呈。杨树达先生认为，“穆”应为变徵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03—204页。；黄翔鹏先生认为，“穆商商”为楚国穆钟律（音高位置在bB）的商调之商黄翔鹏：《释“楚商”——从曾侯钟的调式研究管窥楚文化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第72—81页；《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第22—53页。；李纯一先生认为，“商”、“穆”为编钟的正、侧鼓音，音程关系为

5、大三度李纯一：《曾侯乙编钟铭文考索》，《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第54—67页。；吴钊先生认为，“穆”应为“变徵”，“商”、“穆”二音为大三度音程吴钊：《也谈“楚声”的调式问题——读〈释“楚商”〉一文后的几点意见》，《文艺研究》1980年第2期，第76—85页；《广西贵县罗泊湾M1墓青铜乐器的音高测定及相关问题》，《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第72—83页；《“和”、“穆”辨》，《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4期，第119—130页。；曾宪通先生认为，“穆商商”应为“穆音商”，“即曾国穆音律之商音”曾宪通：《关

6、于曾侯乙编钟铭文的释读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8页。；王德埙先生认为，“商商”应为商音之上方大三度（#F），“穆”为“商商”的上方大三度（#A或bB）王德埙：《“和穆”再考——兼同吴钊先生商兑》，《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83—87页。；王子初先生认为，“穆”应为“穆钟之徵”，其音高位置为F，“商”、“穆”二音为小三度关系王子初：《宋代湖北安陆出土曾侯之钟的标铭音律释秘》，第六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宣讲论文，2014年。。本文也想对这件楚王酓

7、章钟的“商商穆”铭文试加解义，以就教于大家。首先看此钟的铭文和纹饰拓本。两个“商”字，一个“商”字在正鼓花纹之上，此处空间较阔，其上光素。另一个“商”字在正鼓花纹之下，此处空间狭窄，故字体也稍小一些。“穆”字在右侧鼓，空间也较宽余。再看纪事铭文，铸写于正鼓花纹之上，终于左侧鼓，几乎占满整个钟体。由此判断，纪事铭文当位于钟体的另一面，而这件钟应属无枚的编钟。曾侯乙墓出土有两种无枚编钟。一种为中层二组的12件甬钟，钟体之上无枚，但有钲间，钲间两边各有一个较阔的四边形篆间，其中布满花纹，正鼓也饰有花纹；另一种为上层的19

8、件无枚钮钟，除上·2·1—6和上·3·1—7的13件钮钟钮上饰绹纹外，均通体光素无饰。与楚王酓章钟相比，曾侯乙编钟的无枚甬钟多出了钲间和篆间，无枚钮钟则缺少鼓部的纹饰。显然，楚王酓章钟并不属于这两种型式的无枚编钟。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战国中期钮钟4件，伴出有木质钟架残迹。钟架有上下两个横梁，上梁有长方孔22个，当为悬挂钮钟所设，出土时仍有2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