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与宗教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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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伦理学与宗教关怀陈蓉霞   一、生命伦理学的提出    人是一种有道德的生物。对于道德的反思乃是伦理学（Ethics）的基础。道德构成了我们对于善恶评价的标准。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行善避恶乃是人的天职。帮助比我们更困难或不幸的人，即是行善，不能偷盗、杀人乃是避恶。但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中，比如杀人，当它是出于自卫或伸张正义时，不能杀人是否还能作为一条绝对的道德命令来执行？再则，以帮助比我们更困难的人而言，它需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手段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去做这件事，当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考虑时，它就

2、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或是医疗保健措施的具体制订等，上述问题就成为伦理学考虑的对象。    但是，伦理学的天职并不在于为这类具体的问题提供标准的答案，或者说提供判断、评价善恶的绝对标准。因为当涉及到一个具体的语境或文化环境时，这类所谓的绝对标准只能是一种空洞无力的说教。伦理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能是对这种标准的哲学思考，在此意义上，伦理学乃是关于道德的哲学。但是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不经审视的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同样，不经反思的道德行为或善恶标准仅仅只是人的自发本能行为，它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价值。    对此，一

3、个生动的比喻也许更能说明上述观点。"伦理学更像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打开一盏灯。在我们认识自己的困境中，它为我们提供了更加清晰的信息，因而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指导。".---在此意义上，伦理学尽管无法为构成这个世界好与坏的标准提供绝对的答案，但是，伦理学反思能够帮助我们避免道德悲剧，因为当我们把自身托付给某种具体的世界观时，我们就能从中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义无反顾地在这个充满各种诱惑的世界中走自己的路。    本文的对象是生命伦理学。不用说，生命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所以，上述的讨论同样适合于生命伦理学

4、。本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如器官移植、胎儿诊断、安全人工流产、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导致医学面临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对于传统医学来说，帮助病人恢复健康乃是它的首要天职，所用手段基本上是自然意义上的，比如药物，或者手术治疗。但是，现在我们所能采用的手段却大大地超越了这种自然意义。现代医学可以不惜重金去延长一个垂危病人的生命，可以从另一个人身上取出器官以提供给有此需要的病人，可以通过产前诊断以确定这个胎儿是否有遗传性疾病并进而决定这个胎儿的生存权。更进一步地，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甚至还带来了超出于正

5、常医学范围的东西。比如，体外受精，试管婴儿乃至人的克隆等等，它们都对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并且涉及到我们对生命的最深层次的看法，这就是：生命是什么？应该如何定义生命？但更为至关重要的是，人是什么？人可以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支配自己的身体？人应该如何决定自己的生与死？最后，人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以及善待生命的意义？等等。在此意义上，用让.贝尔纳教授的话来说，维护"人的意义"实际上就是赋予生物伦理学的主要使命，以免生物技术把人贬低为它的单纯的生物学基质。这就是生命伦理学之对象的最高定位。对于上述问题，生命伦理

6、学也许并不能提供一个明确而又简单的终极答案，或绝对的判断标准，但是，生命伦理学对此的讨论反思，却有助于我们在作出选择时不致随波逐流，而是以一种谨慎负责的态度来塑造我们的行为。二、生命伦理学与宗教    一般认为，生命伦理学可以从四个层次加以展开，1）临床生命伦理学；2）管制生命伦理学；3）理论生命伦理学；4）文化生命伦理学。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属于理论生命伦理学，它的任务是为整个生命伦理学的大厦奠定一个理性基础，而构成基础的砖石就来自于哲学与宗教的考虑。    这是因为宗教伦理为世俗社会提供了评判善恶标准的终极标准。比

7、如，圣经中的十诫就是这样一组最高道德命令。其中的"不能杀人"即成为许多犹太-基督教徒对于堕胎、自杀、安乐死等作法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最终理由。生命由上帝赋予，当然只能由上帝收回，任何人都无权去剥夺别人乃至自己的生命，所以，自杀、安乐死在一个犹太-基督教社会中是受到强烈谴责的。当然堕胎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这涉及到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具体的生物学问题，另方面，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中，如强奸、乱伦或考虑到母亲的身体情况等，教会对特殊情况下的堕胎一般是持容忍态度的。    然而在另一种文化体系中，比如说在日本，一个武士的自杀则

8、是值得赞美的行为，日本人钟情于樱花，就在于樱花开放的灿烂而又短暂，所以，死得壮烈则成了生命之美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就与西方的宗教传统构成了截然的不同。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教派别，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在一个多元化的世俗社会中，这些不同的宗教派别之间肯定会产生冲突，一个犹太-基督教徒与一个日本信佛教的武士肯定会在对待安乐死的问题上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