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管理体制中社会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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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社会管理体制中社会协同［摘要］十八大要求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其中，公众参与是基础，社会协同是依托，法治保障是根本。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基础和前提是培育社会力量不断成长成熟，关键和核心是建立健全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根本保障是协同治理机制的制度化与法治化。当各类社会主体日渐成熟后，就可能推动政府转移更多职能，更多发挥社会的治理主体作用，由此形成政府与社会间协同关系的良性循环，巩固甚至超越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关键词］社会管理体制；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公民力量；制度化；法治保障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

2、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4-0068-042004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要求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多年来，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如何认识社会管理体制中的社会协同，已然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议题之一。什么是社会协同？社会协同需要具备什么基础？如何进行社会协同治理？如何保障社会协同治理顺利进行并健康发展？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也挑战着理论界和实务界同仁的智

3、慧和能力。一、什么是社会协同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问题。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论者们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认识：一是事实上存在的“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依附于政府，政府管理、控制社会或者采取分类控制模式［1］，其后果可能是社会越建越小。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建设“强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2］作为一种目标模式，这种观点似乎并无异议。然而，在有了“强政府”、“强社会”之后，这两者之间又将型塑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3］持

4、这一主张者大多从治理理论出发，主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开展合作，建立多元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社会管理。合作模式的愿望无疑是美好的，但在当前我国政府一极强、社会一极弱，并且政府较为严格地控制社会的背景下，构建合作模式的可行性有待论证。三是“社会协同”模式。［4］这一模式的提出，源于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目标。对此，论者们围绕社会协同的内涵辨析，社会协同主体的培育发展以及协同机制和具体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初步论述。十八大拫告又将这一社会管理格局的论述提高到了社会管理体

5、制的高度，并纳入了法治保障的内容。具体到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可以看到，社会协同模式是加快形成能够促进善治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必然选择。在这一社会管理体制中，公众参与是基础，社会协同是依托，法治保障是根本。确立在公众广泛参与基础上和法治保障下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对于社会管理体制建设至关重要。所谓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就是在政府治理能力较高而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的现实情形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但出于有效治理需要，政府同时保护并尊重社会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并通过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推动落实各项相

6、应的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直至将其纳入已有法律体系，从而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5］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基础和前提是培育社会力量不断成长成熟，关键和核心是建立健全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根本保障是协同治理机制的制度化与法治化。二、公民力量培育与社会成长社会的成长成熟和公民力量的发展壮大是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基础和前提。在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不能“缺位”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历史中，所有社会个体都依附于政府性质的各种“单位”或生产组织。历史经验表明，这种状况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市场力量

7、和社会力量一直处于快速成长之中。尽管如此，与政府治理能力相比，中国社会发育程度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需要政府加大培育发:的力度，夯实社会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使社会系统由“缺位”到“补位”、由弱到强。首先，需要引导公民的公共精神成长。“公共精神，即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对公共规范的维护。它是一种公民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资本，较强的公共精神能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为公共精神的成长提供有利条件。”[6]毫无疑问，公民公共精神对于良好的社会治理不可或缺。那么，如何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一是培育公民的责任意

8、识和法治意识，使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奠基于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之上；二是政府需要着力完善制度安排，优化治理结构，畅通参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