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于建嵘对话裴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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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于建嵘对话裴宜理于建嵘（2008-9-24）【核心观点】l．在中国，权利往往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进国家统一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在此情景下，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是挑战。在这种意义上，当代中国抗议活动的框架模式称为“规则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2．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某个方向的政治变化这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中国的政治会有发展，但很难预测向哪个方向发展。政治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层面的东西。所以需要用十分小心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革命传统，尤其要科学、正确地吸收弘扬中国政治传统中最优秀的遗产

2、，摒弃某些负面的部分。【编者按】200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应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大学亨利·罗佐夫斯基政治学讲席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亚洲学会（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前主席裴宜理博士（ElizabethJ.Perry）的邀请访问美国。双方就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农民起义、共产主义革命所形成的政治传统、以及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发展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裴宜理教授的学生、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研究生阎小骏担任现场翻译。现将对话整理摘编如下，供读者参考。农民起义与共产主义革命于建嵘：我们知道你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社会与政治的代表人物。你的博士论文《华

3、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就是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淮北地区的基层反抗运动的，随后你又写了一系列有关工人运动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著作。如果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你认为，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农民运动与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及其区别是如何样的呢？裴宜理：我1980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是以淮北地区的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的。在把这些既孤立又有联系的运动进行比较后，我发现这它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从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到元末的红巾军起义，再到明清两代连绵不断的社会动乱，淮北地区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叛逆性的地区之一。我的研究提出，我们可以把这些地方性的农民起义解释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农民为了生活

4、和生存而开展竞争活动。我把这个地区的农民反抗归纳为两种生存策略的体现，其一可以称为“掠夺性策略”（predatorystrategy），就是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仇杀；其二就是“防御性策略”（protectivestrategy），也就是面对强盗式抢劫而采取保护个人财产的行为。在这些生存策略基础上形成的农民起义，虽然也会发展出政治性的诉求，但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而共产主义运动，以新四军为例，它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社会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是一种政治斗争，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权的斗争。我在研究中就发现了一个现象，新四军最初

5、来到淮北，遇到了在集体反抗方面富有传统的淮北农民；但当他们去发动农民参与共产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的理念和当地的农民的反抗传统实际是有鲜明差别的，某些地方甚至是冲突的。他们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才与淮北的农民建立关系。可见共产主义运动和淮北地区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之间是存在相当大的不同之处的。于建嵘：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结构对集体暴力的模式会产生重要而复杂的影响。但是，如果要真正理解这种影响发生的方式和程度，则需要更为深入的考察，其中应注意到社会文化的作用和意义，更应关注政治集团的动员和组织。以20世纪初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为例，总的来说，其一，这场农民运动，就是在体制

6、内权力资源大量丧失，国家权威受到冲击并被政党权威所取代的情况下，作为军阀政权体制对立面的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所发动的农村社会革命。这场农民运动并不是一场乡村社会自发的冲突，而是由现代政党直接发动和控制的社会革命。其二，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农民协会，是一批共产党人利用乡村社会之外的意识形态力量借用工业化的组织方式而建立的新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这种以暴力和意识形态力量组织起来的农民革命组织，彻底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所存在的皇权（政权）、族权和绅权的平衡结构，在政权和族权受到冲击和否定的同时，地方权威让位于外来政治势力，形成了以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军为依托的新的权力结构。其三，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式

7、，虽然利用阶级权力文化取代了宗族权力文化，通过阶级的区分将政权和族权彻底否定，共产党人也占据了农村社区的领导权，但是，由于当时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认识不足，并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在农村小农经济体制基础上，按“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一政治动员性口号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农会组织，就必然存在着基础性的障碍。因为，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改变的时候，控制土地的地主在事实上仍然拥有了乡村社会的经济权力。尽管农会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