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中国人的“权利”概念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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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裴宜理：中国人的“权利”概念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本文作者裴宜理(ElizabethJ.Perry)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本文是她在迪肯森学院2004年4月举办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权利与正义”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文章内容如下：　　近年来，美国的报纸和杂志充斥着关于中国大众抗议运动形形色色的生动故事：在农村是生活窘迫的农民的抗税行动，在工业城市则是下岗职工的示威，企业破产后领取抚恤金者为表达不满而递交请愿书，愤怒的村民对于非法征集或者售卖土地的抵制，等等。并非只有记者喜欢撰写关于类似事件的文章，对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

2、，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研究最近已成为了不断壮大的研究派别。　　在最近关于此类事件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被英美的人权话语深深影响的规范性腔调。一方面，许多记者(不单单是一些学者)将这些当代的抗议活动描绘为广泛的道德真空症状，认为中国人要在其中寻找自我。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常被描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不再被信任的社会，然而，由于并不存在天赋人权的认识基础，中国人对于变化着的混乱生活并没有道德的指南针作为指导。于是有人说，正因为这种道德和精神性的真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开始寻求别样的精神安慰(譬如：宗教)，而这种精神安慰又常常导致政府践踏未受保护的人权。另一方面，许多学者(

3、以及一些记者)把后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抗议分析为“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他们认为这些现象暗示着人们对公民权的要求，以及国家—社会根本关系的突破性进展。①这些美国学者分析认为，中国抗议者对“人权”的讨论体现了一种强大的新生社会现象，这对于共产党政府的生存是一种潜在的严峻挑战。　　当然，中国政府描绘的是一幅迥然相异的图景。2000年《中国人权发展50年》的政府白皮书宣称，政府给予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人权地位，最突出的是社会经济正义上的人权。有趣的是，中国政府的白皮书表示共产主义运动之前中国并非完全没有人权，相反，在西方帝国主义来临之前，中国人民曾经拥有小部分的人权，但是

4、19世纪中期列强的入侵破坏了这种社会保障网络。白皮书这样写道：　　“旧中国深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奴役。国家主权沦丧，人民的人权失去起码的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将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了中国，从而为中国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扫清了道路……真正完全的国家独立的取得，为中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地选择社会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为后来国家的对外开放和稳定健康地发展，进而为人权的不断改善创造了根本的条件。”②　　除了明显的宣传性的语调，以上段落在几个方面是具有启示性的。其一，它暗示了在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帝国政权确实为其子民的“人权”做了最

5、低限度的保障承诺。其二，当代中国政府的观点表明，中国人对于“人权”的全新理解与西方并无本质联系；而对于剥夺了中国人曾经享受的权利，西方却要负上责任。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被看成是人权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人权的发展则需建立在中国自己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选择之上。　　大赦国际与其他人权组织立即把中国政府的白皮书界定为一种“修饰手段”并谴责中国政府不能兑现其承诺。③美国国务院则由于中国“许多严重的虐待事件”谴责其“极差”的人权记录。④而中国政府则同样以对美国人权记录不敢恭维的评价作为回应，其中直指美国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对于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冷漠的忽视等现象。⑤这场口水战

6、在继续，甚至会在随后几年升级。⑥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评价美中任一国曾经或者现在实际的人权状况，而在于对中国人的“权利”概念进行初步的探索，这些反映在其哲学家、政治家与示威抗议者话语之中的“权利”概念与美国人关于“权利”的理解是不同的。2000年的白皮书与其他许多中国政府在此之前与之后的出版物明确了这样一点：谈及人权，中国政府把社会经济方面的考虑放在第一位。最近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包含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然而它并没有改变对人权的基本理解。宪法修正案颁布两周之后，2004年中国政府关于人权事业进展的白皮书声明：“中国政府继续将保障和推进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

7、”⑦　　换言之，政府断言人民对于最小限度的生存标准有其权利，更进一步，他们对这种最小限度的标准有要求发展的权利。第一种观念——认为人有权要求生存并且政府的合法性在于满足这种要求——可以追溯至久远的中国政治思想中。这种思想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影响巨大的儒学思想家孟子的著作中。尽管孟子的论述从来没有以“权利”这个词来表达，但他确实强调了经济福利与统治合法性之间的关联。而第二种观念——认为国家应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则是一个较为晚近的观念，它在19世纪晚期被中国政治领导人提出，并被毛泽东在革命之中以及之后加以特别强调。⑧生存与发展这对概念并不是中国哲学家与政治家提出的

8、简单而抽象的符咒；它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