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三种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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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东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     陶东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    在中国的学术思想语境中，“大众文化”这个词常常有很大的歧义，这是因为早在1930年代，就有“左”翼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出现过“大众化”、“大众文艺”、“大众文化”等术语。但是它与诞生于1980年代的“大众文化”意义完全不同。简要地说，1930年代左翼的“大众文化”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它没有商业色彩，也不是由商业性的文化工业机构利用高科技媒介技术批量生产的，它受到的影响来自当时的苏联普罗文化；而1980年代出现的“大

2、众文化”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它恰恰是对起源于1930年代，极盛于文革时期的“革命大众文化”的否定，并明显受到港台地区和西方国家大众文化（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话说是“文化工业”）的影响。但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学术界没有对两者进行明确的区分。在我发表于1993年的文章《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中，对于“大众文化”进行了这样的界定：大众文化是“商业化的、批量生产的、以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子传播媒介传播的、娱乐性消费文化”。[1] 这个界定已经比较接近西方学术界由法兰克福学派确立的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概念。在发表

3、于1995年的《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妥协与互渗——89后中国文化的一种审视》一文中，我对“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商业性大众文化”、“革命性大众文化-页脚---”等概念进行了区分。该文指出：“民间文化”（folk culture）主要是前现代社会的非官方文化类型，主要存在于农村，是人民自己创造的文化，它还没有被纳入商业化、工业化的文化工业生产体系；而“大众文化”则仅仅是与现代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相伴随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制作的具有商品消费特点的市民文化形态。    关于 “商业性大众文化”（commercialized m

4、ass culture）与“革命性大众文化”（revolutionary mass culture），文章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所谓“大众化”、“大众文艺”、“大众文化”等文化运动和文化类型，这种革命性的大众文化（群众文化）包括30、40年代的那些快板书、街头剧、顺口溜等，还包括赵树里的小说、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50年代的新民歌等通俗文学艺术。这些作品同样具有流传广、文本简易通俗等特点，但却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追求利润、感官刺激的色彩。它是革命文化的一种类型。[2]本文考察的“文化文化”和“大

5、众文化研究”不包括革命的大众文化，而是特指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市场规律由工业产业部门产生和传播、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消费文化形态。也就是说，本文考察的“大众文化”的特点是：第一、它并不是在任何社会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都可能出现的通俗文化类型，而是专指工业化社会才出现的商业文化形态；其次，它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传播手段，因而其传播的范围是任何前工业化时期的民间文化或通俗文化不能比拟的；第三、它具有突出的感性愉悦性，它是世俗的而不是神圣的，目的在于满足现代大众的休闲娱乐需要。 

6、   一、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就目前检索到的资料看，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大众文化的集中批判，大约开始于90年代初期，[3]而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则是应用得最早、最普遍的范式。首先使用这个范式的可能正是上面提到我本人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一文。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对于大众文化的抽象的审美批评与道德批评，没有特别针对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我自己后来对此有所反省，详下）。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提供的是一种虚假满足并使人们丧失现实感与批判性，从而有利于维护极权统治；大众文化的文本是贫

7、困的（机械复制的、平面化的、没有深度的、缺乏独创性的）；大众文化的观众（大众）是没有积极性批判性的，他们不能对于文本进行积极的、选择性的阅读（可以概括为：虚假满足论、文本贫困论、读者白痴论-页脚---）。这种大众文化批评的基本立场、研究角度和判断标准，在后来立足“人文精神”、借用西方批判理论的大众文化研究中，基本上得到了延续。但是把批判理论范式专门指向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在当时，主要是针对王朔的所谓“痞子文学”）的并形成很大影响的，是开始于1993年的“人文精神”讨论。1990年代初期，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其重要标

8、志是通俗连续剧《渴望》的播出及其惊人的流行程度），与此几乎同时，出现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流行的重要语境。    “人文精神”并不是一个新词。比如在现代新儒家的著作中，已经有中国文化主人文精神，西方文化主宗教精神之说；[4] 但是，“人文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