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新发现与古代音乐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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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古新发现与古代音乐史研究近年来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包含了许多重要的音乐文物，如各地岀土的不同时代、国别和族属的乐器，以及与音乐有关的简帛佚籍等。这些新的考古材料，为屮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带来了契机，使我们有机会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有关问题进行新的探索，从而产牛新的认识，得出新的结论，其学术意义之重要，应是不言而喻的。历來新的发现往往能够推动学术的新发展，止如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所做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Z学问》的演讲中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

2、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Z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Z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來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与音乐史学联系密切的中国音乐考古学，正是20世纪中叶以来，在音乐考古发现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一门新的学科。当今的考古新发现，较之土国维先生时代，拥有更多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如学术界熟知的河南舞阳贾湖骨笛，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的葦鼓、特磬，殷墟妇好墓的编饶、编磬和陶坝，以及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编钟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利用考

3、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相结合来研究古代历史，就是王国维先牛1925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Z。”王国维先生倡导的历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同样适用于古代咅乐史的研究。大家知道，对于先秦音乐史的研究，目前虽然有一些音乐文献史料可供利用，但相对于汉代以后的文献来说，仍然是数量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形之下，考古发现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就显得殊为珍贵，它不仅能与文献记

4、载的咅斥史实相互印证，而且更能弥补文献记载的缺失和不足，从而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产牛深远的影响。这里试举一些实例加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有关屮国商周咅乐文化的多元结构问题。早些时候，考古界曾出现过商文化不过长江论，之后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在中国南方的传布，其屮即包括了商代音乐文化在屮国南方的存在和发展。毋庸置疑，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确实是中国商周时期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这与该地区在历史上长期作为王朝的政治中心密切相关。以往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不平衡性，长江流域地区所见音乐文化物质资料不多，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來，长江流域各省区均有重要考

5、古发现,如江西新干大洋洲③，四川广汉三星堆以及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出土了铃、舖、？D、编钟、磬、鼓等多种乐器，使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音乐考古资料，表明商周时期音乐文化并非仅限于中原，在中原以外的广大区域，尤其是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南方，也存在繁荣发展的商周音乐文化，它既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因素，同时也反映出地区和民族间音乐文化的交流融汇，从而形成了商周音乐文化多元并存的结构特征。第二个例子，是西周礼乐是否使用商声的问题。《礼记?乐记》里面，有孔子与宾牟贾的一段对话，其中谈到西周时期著名的乐舞《大武》。宾牟贾认为，《大武》原本并

6、无商声，而现在却“声淫及商”，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有司失英传”，或是由于武王“志荒”。这一事例常被研究者援引，作为西周礼乐不使用商声的依据。迄今考古发现的西周编钟，从测音结果来看，确实没有商声。以西周中晚期8件一套的编钟为例，其音阶结构都是羽一宫一角一徵四声羽调模式，显然是五声缺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似乎西周礼乐真的不用商声了。对此有学者不仅加以肯定，而且予以引申，认为四周礼乐不使用商声，是出于周人对商人的乱视。但是，新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I口冇的看法重新加以审视。2005至2007年，在陕西韩城梁带村发掘了芮国墓葬，其屮的M27出土编磬10件，同

7、出还有编钟、钮、罅于、建鼓等乐器。编磬大多保存完整，形制与河南三门峡虢国墓葬M2011所出最为接近oM2011的时代为西周宣王和幽王时期,M27芮墓编磬的时代也应与此相当。笔者对M27所出芮国编磬进行了测音,其音阶结构是五声宫调式的宫一角一徵一羽一宫一商一角一徵一羽一宫。显然，这里已经包含了商声。韩城梁带村芮国墓葬编磬的发现，证明西周礼乐是使用商声的。虽然西周中晚期编钟的音阶没有商声，但不等于其他品种的乐器也没有商声。即使《大武》这一作品没有商声，也不能断定其他西周乐舞均无商声。认识到这些，对于考察古代音阶形成的历史是有帮助的。第三个例子，是近年来甘肃礼

8、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考古发现。这一带的墓葬曾遭到猖狂盗掘，流失不少音乐文物，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