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左传》无经之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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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外阅读】《左传》无经之传考一、问题的提出　　《公羊》、《榖梁》是《春秋经》的传，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发生过怀疑。《左传》则不同。除了有大量的无传之经外，还似乎有为数众多的无经之传。人们不禁要问：《左传》既是解经的，为什麽会有这些无经之传呢？於是《左传》的性质亦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遂发生了问题。　　自从刘歆提出要将《左传》立於学官以来，争论就开始了。不管西汉博士出於什麽动机，他们所持的“《左氏》不传《春秋》”的观点却开启了此後将近两千年间一些《左传》研究者的疑窦，从而使《左传》与《春秋》的关係成为研讨的课题。西汉博士的

2、论证虽然没有留传下来，但既然说“《左氏》不传《春秋》”，那麽人们很容易导出“《左传》与《春秋》是两本不相干的书”这样的推论。现在所知最早明确作出这种表述的是晋人王接。王接说：“《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1既然不是为解经而“发”，那麽《左传》当自有作意，自是一部不依赖於《春秋经》而独立存在的著作。到了唐代，人们开始注意到了《左传》的史书性质。陈商说：“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以日繫月……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

3、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2这麽一划分，便把《左传》与《春秋》剥离开了，两书连性质都不同，怎麽会是一回事呢？宋人疑《左传》的就更多了。朱熹说：“左氏是史学，公、榖是经学。”3虽说祗是区分三传，其实距否定《左传》之解经，也就祗有一步之遥了。刘安世说：“读左氏书，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後通矣。”4这话更加明确，大有离则双美、合则两伤之意。　　平心而论，这一派的意见是很有些说服力的。经、传之不能完全契合，特别是“无经之传”的大量存在，应该说是引起人们疑心的主要原因。此外，《左传》中虽也有

4、不少解经的内容（包括“君子曰”、“五十凡”、解经语等），但这些东西都有很明显的嵌入的痕迹，多数都没有与传文融为一体。清儒皮锡瑞曾经举“郑伯克段于鄢”一段为例，指出在“太叔出奔共”一句下硬加上了“书曰……难之也”一段解经的话，致使本来与上文紧密相连的“遂置姜氏于城颍”的“遂”字显得上无所承，突如其来。因此“书曰”云云显然是被人後加上去的。5这一发现当然是支持《左传》本与《春秋》各自为书的说法的。那麽，究竟是谁将“书曰”、“君子曰”之类的解经语加进去的呢？　　自宋以来，就有人怀疑是刘歆改造了《左传》，加进了解经语。宋人林栗说：

5、“《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6到了清代，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详细论证了刘歆是怎样把先秦旧书《左氏春秋》改编为《春秋左氏传》的。後来康有为继承其说，进而提出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左传》的新说。刘、康的观点儘管有很多不同，但在《左传》（这里指刘歆以前的“左传”）与《春秋》本是不相干的两部书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一点恰是《左传》问题的要害所在。刘、康的意见在近代中国学术界影响至为深远。在本世纪初期，不少著名学者都是信从刘歆伪造说的。　　学问之道，有如积薪，总是後来居上。现代学者的研究，又彻底推翻了刘歆伪造说。研

6、究表明，那些所谓由刘歆加进去的解经语、“君子曰”等等，在刘歆以前早已存在了。司马迁曾经引用过，先秦诸子也曾经引用过。这对於刘、康的说法无異於釜底抽薪。时至今日，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已很少有人相信刘歆伪造说了。　　但是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疑点依然存在。《左传》之“述史”部分与“解经”部分之不相融合是不争的事实。大量“无经之传”的存在也有目共睹。怎样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乃是摆在现代学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二、《左传》一次成书说　　按照刘逢禄的意见，《左传》在先秦本被称作《左氏春秋》，是与《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类型相似的著作

7、。後经刘歆改造，遂成今本这样的解经的《春秋左氏传》。因此，《左传》之成书，实有两个过程。先是由左氏“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这样撰得《左氏春秋》；後由刘歆“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後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改编而为《左传》。1今日刘歆改编之说虽已被破，但刘逢禄的这一思路却被某些现代学者所继承，不过将改编的时代提前，由刘歆变为战国时的儒者了。在这一方面，胡念贻先生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说：　　《左传》本来是一部叙事较详的史书，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一部私家著作。它在写作过程中当然参

8、考了《鲁春秋》──我们见到的《春秋》。但它並不是为解释《春秋》而作，它独立於《春秋》之外。後来有人陆续窜入了一些解释《春秋》的文字，这些文字虽然有的经过精心弥缝，消灭了痕迹，但有许多却是窜入之迹宛然。……《左传》里面那些属於“书曰”以下的文字以及其他讲《春秋》“义例”的文字，如果全部删去，丝毫不影响《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