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弑君现象之文化根源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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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传》弑君现象之文化根源考论摘要：《左传》中有不少弑君现象的记载，在分析这些现象后发现，春秋时代的“弑君”现象有更深的文化根源：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经济进步引起了政治上的权力之争；礼崩乐坏与春秋礼制文化的变化；历史偶然事件中所透露出来的政治利益的驱使和人性的种种自然流露。对弑君现象文化根源的考论，可以成为我们观察春秋时代礼制文化发展变化的窗口。　　关键词：《左传》弑君现象文化根源　　　　一、《左传》与弑君现象　　《左传》是我国史传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它包罗万象，所涉极多。春秋时期普遍用礼乐文化来规范秩序，此时出现的弑君现象便是很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弑君所掀起的政坛波澜和引起的时局动乱，学者们每称

2、是“礼崩乐坏”所致，礼崩乐坏的概括说辞，实际上牵涉到文化体制的复杂因素，如社会层面上的生产力提高，政治层面上的争夺政权，等等。社会与政治改革的文化因素，使自西周以来所建构的礼制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进而形成了学者所论的“礼崩乐坏”的大环境，而弑君现象正是此时的悲剧产物。弑君现象在《左传》中屡次出现，我们若对它进行分析的话，便可发现这些弑君现象的背后，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文化因素。　　二、《左传》弑君现象的文化根源考论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动荡不安而又繁荣不断的时期，社会的动荡和文艺的繁荣是这段时期的奇特景观，而在动荡的社会中，生产力能不断提高，这在其他朝代都是少有的现象。欲寻弑君现象的文化根源，首先

3、要找社会背景因素。　　（一）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政治权利的争夺　　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提高，直接得益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提高。此时，铁器的运用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在春秋晚期。同时，社会改革使私有土地逐渐合法化，新兴的地主因而产生［1］。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新变化，衍生出了旧有统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间的利益冲突，彼此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这对当时的礼乐传统是空前的挑战。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社会变革中有很多激励措施。如秦国的商鞅变法曾经用爵位和战功来鼓励民众。“能得甲首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2］，受到鼓舞的秦国军团，战斗力大大提升，这样从战争中脱颖而出的爵位拥有者也成了原来统治阶

4、级的潜在竞争者。围绕着争霸战争的需要，春秋以至整个战国时期，诸侯国们都在不断地进行政治改革。经过改革，“公室宗族逐渐衰亡，卿族甚或平民贵族势力增强”［3］，这都为后来的弑君事件奠定了现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使统治阶级在治国策略上也发生了转变，对人的关注在春秋战国时代逐渐变多，君王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挑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各诸侯国间的争霸行为愈演愈烈，对君权的重视也日况愈下，这同样为弑君事件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温床。　　（二）礼乐文化的崩坏与春秋时代礼制的变化　　礼乐文化是自西周以来发展起来的主流文化，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却遭到了严重破坏，而礼乐文化的崩坏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

5、们却很少去探究它的内部原因。“来自文化内部的因素很可能加速了礼乐文化崩溃的进程，春秋时期‘重法’的思想正是具有破坏性的因素”［4］。春秋晚期，法家在社会各家中脱颖而出，这是由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诸侯国间为了争霸而连年征战，在这些学说中，唯有法家思想能为富国强兵和争霸提供最现实的支持，故而人治逐渐被法治所取代。而“重法”与“变法”思想将礼乐文化基本上否定了，对礼乐文化的崩坏也起了推动作用。法家思想适应了诸侯争霸的需求，相对的是礼乐文化的落伍，当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诸侯为了政权和利益而征战不休，当越来越多的新兴阶级为了利益的趋势而不惜铤而走险，甚至是弑君的时候，礼乐文化对人

6、们的束缚和规箴作用越来越弱了。　　在礼乐文化受到挑战、不断崩溃的过程中，人们在新旧交替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中，逐渐改变和调整自己的思想观念，“逐步用礼仪代替神示作为行动指南，用礼来区分敌我，以礼决定战和，以礼解说胜败，……”［5］。春秋时代的礼文化具有独特的特征，人权与神权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以春秋大战为契机，礼从神坛走向人间，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认识的进步。春秋之后也讲神，但不再是神对人的控制，而是人对神的征服”［6］。原有的礼乐文化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挑战，人们思想观念中对礼文化的转变也是弑君事件频发的一个深层原因。　　西周时代有权利受教育的都是卿大夫以上的人物，到了春秋时期，旧有的

7、王官之学逐渐废弛，学术开始向民间发展。以中原各国为代表的北方，如齐国、鲁国、晋国等，与楚国、越国为代表的南方，因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对礼乐文化的遵循各有不同，所以在弑君现象上便出现了明显的差别。弑君事件频发的齐、晋、鲁等国，正好便处于受教育较多的中原地带，而楚、越等地的弑君现象却是寥寥无几，这或许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弑君现象的背后，教育和文化的下移也是其中重要的文化根源。　　（三）政治利益的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