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哲学” 和科学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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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第4期（2009）：读书评论“自然哲学”和科学的观念从《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谈起金观涛作者简介：金观涛，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2009年。多么巨大的存在之链啊！它从上帝那里开始，自然，以太，人类，天使，人；野兽，鸟，鱼，昆虫，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显微镜都无法达到的东西，从无限到你；从你到无……你从自然之链中撇掉任何一环；第十，或者第一万，一样会打破这个链条。蒲柏一方法的转变：从“科技史”到“思想史”很多20世纪的大问题，到21世纪纷纷

2、消解，李约瑟问题似乎就是其中一个。20世纪80年代，“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一历史的发问，曾在中国第二次启蒙运动中引起巨大的社会回响。200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和王扬宗在《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一书中，收集了有关李约瑟问题研究各种观点的文章，力图对该问题的20世纪思考作一个总结。今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高级研究员陈方正博士的60万字著作《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陈方正2009a，以下简称《继承与叛逆》)。该书分析了李约瑟问题的缘起、其内在预设和展开逻辑，详细考察了西方现代科学

3、兴起的各环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代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方；指出李约瑟把技术等同于科学，因此“李约瑟问题”是问错了问题。通过陈方正整本大著的论述，这个起源于20世纪初的大问题似乎终于可以划上句号了。陈方正参考了四五百部西方科学史和有关著作，思考及写作历时十年以上，分析严谨，很多数据和观点是中文世界第一次出现，其方法和结论都很值得学界重视。首先，陈方正确定了“外史”不能取代“内史”的大原则，即“科学家与他们的思想、发现的研究毫无疑问仍然是科学史的核心”。在完成把“科技”转化为“科学思想”的定位后，他指出：“革命”与“传统”的交互作用为“科学思想”内在逻辑的展开。《继承与叛

4、逆》正是立足于这种内在逻辑来论证现代科学是西方思想大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余英时为该书作序时所说：“这是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史。”为了寻找内在逻辑链的各个环节，陈方正冒化约主义的危险，把数学物理作为科学思想的核心[陈方正2009a，页27－34]。一旦把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作为现代科学思想的典范，探索科学思想的起源（更准确地讲，应是“自然哲学”在西方的起源），也就是可行的了。《继承与叛逆》中，我们看到一条从牛顿及他踏足肩膀之巨人——笛卡尔、伽利略、开普勒、第谷和哥白尼开始，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托勒密和欧几里得长链；分析这条长链的起源、传承

5、和演化，也就抓住了作为思想的现代科学的形成。在这由传承和革命组成的演化链中，陈方正注意到以往的研究存在两大缺环，一是作为“新普罗米修斯革命”结果的欧几里得、托勒密等集大成者是如何出现的；二是作为“渡过鸿沟的载筏”的伊斯兰科学思想（公元800－1450）在西方科学思想形成中的意义。[陈方正2009b]确实，陈方正的分析十分到位。早在1980年代，刘青峰在《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一书中，把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视为现代科学结构的种子，称为原始科学技术结构，近代科学结构正是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示范下形成的。刘青峰指出，现代科学结构在西方的形成实为种子成长为大树的过程，可以

6、从原始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的互动来把握[刘青峰2006，页117－159]。但是，这作为现代科学种子的原始科学技术结构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对这个重要问题，刘青峰没有说明。《继承与叛逆》则在这个方向上大踏步地前进了，论证了作为思想的现代科学实际上是经过两次革命形成的。哥白尼至牛顿的第二次革命已广为人知，但它是建立在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和数理天文学之上的。换言之，早在古希腊已经奠定了科学思想的基本模式，在该模式的背后，是鲜为人知的人类第一次科学革命。正是第一次科学革命创造了用数学表达宇宙秩序的基本范式，无论是欧几里得几何，还是托勒密的数理天文学，都是这一次思想革命的结果。他将其

7、称为“新普罗米修斯革命”。陈方正认为，为什么古希腊会出现第一次革命，古希腊科学思想和哲学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大问题。研究科学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还必须去把握古希腊罗马文明衰落时科学思想之保存、传承以及再兴起过程。如果把托勒密的《大汇编》视为第一次革命产生的古希腊科学思想之绝响，而哥白尼的工作为第二次革命的开始，两者相距1400年。陈方正列举许多无法抗辩的证据，证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中的模型结构、参数、甚至图解都取自14世纪回教科学家沙蒂尔（al-Shatir）的著作[陈方正2009b，页20]。也就是说，正是伊斯兰科学作为“渡过鸿沟的载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