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德国经济的发展看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

《从2001年德国经济的发展看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从2001年德国经济的发展看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2000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创下了统一以来的新纪录。于是红绿联盟热烈欢呼，认为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开始生效，进而在2001年初便预言当年的经济能增长2.8%。然而好景苦短，仅过了一年，经济增长便出现了大幅度下滑，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了0.6%，是统一以来的第二个最低增长率，在欧盟内也排倒数第二，仅比芬兰的0.4%略高一些。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均大幅度下滑：个人消费仅增长1.4%；一向强劲增长的设备投资和出口也呈下滑之势，基本建设总投资原定增长3%，实际

2、回落了4.1%，其中设备投资原定增长7%，实际回落了3.4%，建筑投资原定减少0.5%，实际下降了5.7%；出口原定增长8.5%，实际仅增长了5.1%；而仅库存下降一项就使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0.6%。就连被红绿联盟当作“重中之重”的就业问题也无大起色：就业人数只增加了5.5万人，远远低于预定增长的48万人。全年失业率为9.4%（东部17.5%，西部7.4%），仅比去年下降了0.2个百分点。年度财政赤字竟从上一年的1.2%上升到2.6%。（注：《德国2002年年度经济报告》。）于是从芸芸众生到经济专家到政坛显要无不议论纷纷，特别因

3、为今年是大选年，更使这场争论不断激化，带上了严重的党派政治色彩。在朝者不惜摇唇鼓舌美化自己，在野者则大肆舞文弄墨攻击对手，弄得全国上下莫衷一是。作为一个德国党派政治的旁观者似乎应该对此说上几句超脱的话，以飨同样超脱的读者，这便是撰写本文的初衷。　　一、“人算不如天算”　　笔者曾于去年在本刊发表过两篇探讨德国经济发展的文章，着重介绍了德国经济的“德国病”以及施罗德医治“德国病”的“药方”。说句公道话，论“药方”之全，计算之精，魄力之大，在德国历史上堪称“稀有的罕见”，于是便有了前年经济复苏的佳音。但“药方”中偏偏缺了“天算”这一非

4、正常的外部条件，而滑坡也恰恰主要由此而来。导致德国经济滑坡的“天算”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美国经济在持续爬坡100多个月后开始滑坡，而且拖了一大串发达国家、门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下水，其中当然包括德国。根据德国“专家委员会”的调查统计，美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个百分点，从而造成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1个百分点。（注：德国“专家委员会”对德国经济发展的《2001/2002年度鉴定》。）这是因为，美国经济对西欧经济，尤其是德国经济影响本来就很大。而此次美国经济滑坡主要是因为采取提息来抑制经济过热，从而引发股市下挫，以致

5、需求不足而造成的。因此金融市场、直接投资、企业联合会和心理因素这几个传输渠道的作用就十分突出，而正是在这些方面欧洲，尤其是德国受美国的制约更甚。　　2.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给本来已不景气的美国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特别是动摇了工业界和消费者的信心。美国为了应对此次事件决定降息450个基本点，在2011年前减免税收13500亿美元，并提出了400亿美元的应急计划。（注：《德国2002年年度经济报告》。）然而此类货币政策的刺激至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示出其效果，因此今年人们在表达对美国经济抱有复苏信心的同时也

6、都难以掩饰自己的不安和担心。"9·11"事件对德国经济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同样也十分巨大，9月之前德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为13.9%，9月就急剧下降到5.7%；（注：.in)　　三、“新中派”经济政策中的失误　　德国经济2001年滑坡尽管有客观原因，而且是很重要的客观原因，但决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将一切罪过和错误都推给客观，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其实，失误是明摆着的，与其掩掩盖盖，还不如大胆承认。笔者认为，施罗德治疗“德国病”的全部药方虽然都经过深思熟虑，并从科尔的药方中得到很多启发和借鉴，但仍然显示出对病症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一些药方

7、不能对症，一些药方用得过早、过急，一些药方实际是挖肉补疮，再有一些药方则含有明显的副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治疗德国高失业采用的举措虽然很多，但切中要害者甚少，贯彻就更不得力。众所周知，德国失业中增长性失业仅占1/4，结构性失业却占3/4。失业大军则主要由长期失业者、大龄失业者、低能失业者、残疾人、妇女等组成。而德国降低失业的措施中针对结构性失业的却显然不足，至于对上述失业大军中的主体人员尽管均有针对性措施，但贯彻起来困难重重，因而落实者也就寥寥。倒是青年紧急就业计划成效比较明显，显然这就不是经济范畴内所能解释清

8、楚的问题了。　　2.把2002年的减税计划提前一年执行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决策，这反映了施罗德等人对减税的初期成果估计过高，且忽视了减税中的困难和后果，结果造成税收收入的过度下降，于是在"9·11"事件后为了加强国内安全而需增加拨款时就不得不将烟草税提高2分厘、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