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学出版的流变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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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晚清科学出版的流变与走向内容摘要：作者认为晚清科学出版由教会播种，兴于洋务运动，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纲领和学科顺序也随着出版主体的变化而发生了从应用科学到理论科学再到社会科学的演变。到晚清后期西学的外延逐步超迈了科学，而出版也成为一个从单纯翻译书籍到编、印、发并重的系统，突破了早期以编译等于出版的认识。上海处于中国沿江、沿海的“弓箭”交叉点上，一举成为晚清科学出版的中心，并形成了晚清时期以上海为中心向内地传播科学的特点。另外，西学出版的上游渠道逐渐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大大提高了引进出版效率，现代出版功能也随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作者还提出了科学出版主体变化和《伯尔尼公约》签定都是晚清版权问题产生的

2、原因之一。关键词：科学出版晚清流变“科学”一词，近代始有。然而技术的应用，则可上溯到上古三代：无科技则无人类之生存进化。“出版”一词也是近代初见，但中国的出版事业则可上追至隋唐：无出版，则文化传播会受到很大局限。今日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中国，受科学技术和出版事业影响至深。而科学的传播、出版事业的发展又受晚清时期科学出版事业影响极大，其特色肇始于斯，其局限也在当初预设了伏笔。因此，晚清科学出版的演进与流变过程就大有研究的必要，我们试图从传播学主出版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具体的研究，并提出了晚清科学出版的若干流变与走向。一、晚清科学出版纲领的进化与发展凡事必有纲领，纲举方可目张。晚清出版实践由教会播种，兴

3、于洋务运动，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喻以水，则其势初时潜流暗藏，一变为喷涌而出，再变至大浪翻滚披金沥沙。其纲领也从无到有，从线性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正与出版之流由“窄而浅”演为“宽而深”的进程互为表里。　　想要“师夷长技”的洋务派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出版观，于是出版也围绕着实用技术展开。在他们眼中，科学是次要的，技术是重要的；思想是次要的，产品是重要的。到了维新变法的时候，出版纲领突破了器物层面，上升到道术层面。此后，随着西学引进的深化，以科学为手段的出版纲领演进成为以科学为目的。胡适说：“科学不是坚甲利兵，飞机大炮，也不是声光电化。那些东西都是科学的出产品，并不是科学本身。科学本身只是一个方法、

4、一个态度、一种精神。”①这种以科学为目的的文化态度只有在西学大盛之后才能兴起，与此前洋务派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进而，西学的外延超迈了科学，出版也成为一个从单纯翻译书籍到编、印、发并重的系统，突破了早期以编译等于出版的认识。　　（1）出版机构性质的演进促进了出版纲领的进化　　晚清中国，译书事业方兴，出版机构则林林总总，鱼龙混杂。大致说来，可分教会、官办、民营三种类型，前者先行，后者晚起。然而长江后浪推前浪，译书出版机构嬗变层进，各领风骚数十年。　　早在19世纪初，教会的翻译出版机构就已进入中国，然而其大兴则在19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创办的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天主教创办的土山湾印书馆、北京遣使会印

5、书馆等等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不仅仅通过翻译出版科学图书来打开国人的文化视野，而且也通过改进印刷设备、扩大出版规模，对其他出版机构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各式印刷机、照相机、装订机械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中国，原有的单一质地活字被改进发展为电镀铅字。随后，外国商人也在中国建立了出版机构，最负盛名的是点石斋印书局，中国最早的照相石印工艺即创制于此。　　机器化大生产带来的冲击，绝不像我们一般的想象，仅仅在于物质生产的改变，亦由物质而作用于文化，由物质文化而作用于精神文化，进而产生整个社会思潮的动荡与整合。“从手摇印刷机到滚筒印刷机、从中文铅字到元宝式字架、从石印术到照相制版，这一切都极大地开拓了国人的

6、眼界”，②为中国自己创办印刷出版企业起到了示范和领路作用。　　最早诞生的是借助于国家力量的官办译书出版机构，其主要创办者都是洋务派官员。他们怀着“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心，迫切希望学习西方实用科技，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于是兴办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才，创立书局批量引进西书。成立最早的京师同文馆和影响最大的江南制造局成为当时国内出版机构的领军，翻译出版西书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超过同时期的教会出版机构。　　译书成为风尚后，民办机构也应运而生，在19世纪末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人才、观念、设备无不孕育或得益于教会和官办出版机构，以商务印书馆和广智书局为代表的民办译书出版机构以广泛而适时的选题、精审的翻译和灵活的

7、分销方式迅速占领了市场，成为晚清后期中国出版的主力军。可见晚清时期出版机构经历了一个从教会、官办、民营各领风骚的转变过程。（2）科学出版主体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导致了出版纲领的丰富和发展　　文化对接，语言必为先导。翻译的初创者虽事倍功半，也只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如果仅是语言之歧，而非物质之别、思想之异，那么也不过字斟句酌答于笔墨即可。但晚清时期所译图书，对国人来说，无不离奇恍惚，出于日常经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