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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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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风度及其形成背景初探摘要:魏晋时代是一个复杂而巨变的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动乱不安的时代,这又是一个思想文化活跃的时代。生命在这里恣意盛放,任性自然,于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不能为一却难能有二。魏晋名士作为其间最具代表性的群体,所体现出的魏晋风度亦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中国4/vie 关键词:魏晋风度形成背景 中图分类号:K237文献标识码:A:1003-9082(2016)11-0377-01 魏晋风度一般认为是魏正始年间到东晋灭亡这两百年间名士们所表现出的风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中记载的品评词语如“风貌”“风骨”“风流”“风神”等都与“风度”相类似。人们从重视外貌服饰再到气度,又
2、渐渐转向一种人的精神气质,如《世说新语》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篇的记叙。这何尝不是个体“存在”的意识觉醒和张扬个性的自我发现之前奏? 一、门阀士族的兴起 魏晋名士大多出身于士族。所谓士族,是地主阶级中拥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特权的一个阶层。 汉朝士人出仕主要通过察举、征辟,而这样的选拔制度往往容易权操于下,容易形成拥有较大政治力量的集团。东汉时期,族姓阀阅成为选士的重要依据,地方选官被少数大官僚、名门望族所控制,门阀大族的子弟在选官中得到优先。曹丕时开始使用“九品中正制”,西晋虽然沿袭这一制度,但由于品德、才能等缺乏固定准确的衡量标准,往往只注意被评定者的家世。到魏晋时
3、期,甚至演变为一种变相的、事实上的世袭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东晋门阀士族达到顶峰,出现著名的琅琊王氏、陈留谢氏、谯郡桓氏、颍川庾氏等世家大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为巩固士族力量的工具,这也是魏晋时期独特的“魏晋风度”形成所不可或缺的政治要素。 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士族庄园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和财富的增加,使得一部分大家族的子弟无需投入劳动力生产,而专事文化与政治。对比夏商周时期,我们不难发现,生产力的低下使得整个社会趋于以礼乐管理控制,将整个社会纳入整体范畴,从而很难出现洒脱不羁的文士集团,至多是以个人出现。而魏晋时期,江南的富饶、士族庄园经济发展,使得士人拥有闲暇和物
4、质财富保证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学艺术创造,这就为魏晋风度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儒学价值体系崩溃带来的思想解放 随着汉朝的衰落,中央集权无以为继,战乱频频,王朝迭变,政治处境极度危险,君臣伦理受到冲击,两汉儒学对许多社会问题已经无法做出解释而显得虚伪可笑,士人无可避免的对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产生怀疑,汉代儒学粗糙的天命思想已经无法控制人心。到了魏晋,更是“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传统价值观的崩溃,使得魏晋士人不得不寻找、重建另外的价值体系。这种信仰崩溃与重建,昭示着人的自我觉醒。黑暗的现实让他们看到荣华富贵的转瞬即逝和生命的脆弱无常,对外在权威的怀疑与否定
5、指引着他们转向内在的自我探寻。于是向内发现了自由心灵的之美,向外真正发现了自然山川之美。自由本我的舒展与山水质朴的自然之美,内外交融,同声相应。 儒学的式微,对儒家学者来说面临重兴儒学的挑战,而对于一个时代的文明蕴育和气度形成,却是一种机遇。士人们追求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使得这个时代创造力勃发。他们的美学倾向是清峻通脱、玄远散淡的,这正是思想解放自我觉醒的直接结果。 三、玄学的发展兴盛 政治黑暗,时局动荡,加上东汉末年发生的党锢之祸,一方面为了寻求寄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保全性命于乱世,许多士人转向了玄学。何晏、王弼相继注《老》《庄》,“应物而无累于物”,玄学由此逐渐产生;嵇康、阮籍
6、则“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在社会上更是应者如云。这都是人们一种个人精神的自省。士人们抛弃了天人感应,而以清谈和思辨裨补经学的缺漏,从集体的理想主义转向个人的理想主义,从官方价值观的人格理想转向追求个人精神的独立自由。于是魏晋风度这一名士风范,从何晏王弼到竹林七贤,再到后来的王导谢安、王羲之王子猷,莫不是崇尚自然、风神潇洒、率性风流。名士们以玄远的胸襟、玄学的意味、超脱世俗功利的审美眼光体会自然与观照社会,表里澄澈,心地空明。而这种磊落性情,又进而生发出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 四、酒与药的催化 魏晋风度亦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风俗的影响,这就不能绕过酒与药。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
7、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到,“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当时上流社会流行服食“五石散”,会使人意识麻痹,产生幻觉,因此说到魏晋风度,总令人想到士人的癫狂嗔痴,也或许不无酒与药的影响。服过五石散后,会浑身发热发凉,必须及时行散。为了更好的散热,魏晋士人们多宽衣博带,甚至袒露胴体。《世说新语》中仅《仁诞》一篇共54条,提到酒的就有26条,几近一半。对魏晋名士们而言,饮酒是与世俗礼教的抗争,如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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