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我国刑法发展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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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年来我国刑法发展的基本特征【内容提要】文章认为刑事立法促进了刑法学的发展，改革开放催发刑法知识的更新，国内外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拓展了刑法的空间。30年来我国刑法学在学科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刑法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同时文章还指出当前我国刑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进途径，并对今后刑法学发展的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关键词】刑法学/30年/发展/动力/改进人们喜欢选取逢五逢十的倍数年份来庆祝或纪念某个重要的日子或事件，并且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在这样的“范式”下，学术界也喜欢以某个时段为界，回顾或反思某些学术问

2、题。本文即以1979至2008年的30年为范围，对我国刑法学的研究发展作一考察。一、30年来刑法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一)刑事立法促进刑法学的发展刑法的颁布直接推动了刑法学研究，据学者统计，刑法颁布前，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发表的刑法论文仅有176篇，而刑法颁布后至1985年底的6年多时间里，发表的论文有近2300篇，约相当于过去的13倍。①虽然我们对此还可以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社会大背景中寻找原因，但刑法文本的出现，以及刑法的实施所引发的大量疑难问题，无疑为刑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极大的内驱力。由于历史的惯性，1

3、979年颁布的刑法仍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如总则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该条的内容本来是刑法制定的根据，但在标题中却被称为“刑法的指导思想”，又如分则第1章中的“反革命罪”，之所以用这么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名称，是因为“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什么是反革命罪，以便划清反革命罪与非反革命罪的界限，这是我国人民民主法制的一个传

4、统做法。”②与此相呼应，我国刑法学界也将1979年刑法解读为“一部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刑法”。③但是，随着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和重心转入经济建设，刑法研究中的这种“大词”开始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现实问题：一方面，对刑法典的(二)视野不够开阔。表现之一是对与刑法相关联的学科缺乏必要的关注，这些学科既包括宪法、民法等法律学科，也包括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总结中外研究刑法的成功人士的经验，他们大都从相关学科吸收营养，开辟路径。表现之二是对有关国际文件的研究不够。许多国内刑法学者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这类文件简单地理解

5、为国际刑法的研究对象，因而不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但实际上，像这样一部集名家之大成、代表了当代最新刑事法理念的“刑法百科全书”，对任何一个从事刑法学研究的人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资源。正如当代国际知名的刑法学家弗莱彻所指出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把普通法系的一些观点和大陆法系的一些原则统一起来。从现在起的100年，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将会成为我们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40)由于国际公约凝聚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智慧，所以我们有理由对其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并从中受启发。视野不开阔的表现之三是在研究中只及一点、不及其他。如很少有刑法学者将劳

6、动教养、治安拘留等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视野不开阔的表现之四是对外国刑法制度和理论不求甚解，或者断章取义。如有的学者轻言减刑制度是我国的一项特有制度，以为国外没有减刑制度，其实这是一种误会，事实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均存在着虽无减刑之名却有减刑之实的类似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41)不仅如此，不少国家或地区还在专门的赦免法中包含有减刑的规定。(42)还有的学者简单地抓住外国刑法中的某一个罪的法定刑不比我们低，就试图从整体上否定我国刑法的重刑色彩。更有学者无视我国刑法结构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西方国家的刑法包括了我国劳动教养和

7、治安处罚的范围)，大言不惭地说他们的犯罪率比我们要高出多少倍，而没有看到我们的劳动教养和治安处罚并没有统计在犯罪之内，也就是说比较的平台是不同的。(三)反思和批判欠严谨。以犯罪论(犯罪构成)的讨论为例，近年来我国不少刑法学者主张全盘照搬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即使在德、日等国，也不乏反思、质疑之声。如德国的雅科布斯就认为，德国学说争辩因果行为论或目的行为论何者为佳，以及争辩阶层构造理论，纯粹是因为“二战”之后，刑法学者逃避政治压力(作为战败国的知识分子，谈规范的目的或规范的本质会有自我否定的压力)，把精力放在这

8、种技术问题所致。区分构成要件合致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或区分不法和罪责，都是没有意义的。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行为人要不要负责的问题。(43)另一德国刑法学者罗克信认为，德国刑法中犯罪认定的体系性思考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忽略具体案件中的正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