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发展论”的历史认识轨迹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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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在发展论”的历史认识轨迹与展望[摘要]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内在发展论”是一种关于韩国历史的新的研究方法和历史认识，其源于对殖民主义史学的克服和确立“国民国家”的韩国历史体系的需要。“内在发展论”在韩国的发展分为两个主要流派：其一是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二是资本主义萌芽论。分析“内在发展论”在韩国的形成、分化和进化的轨迹，并对其在韩国历史体系构建作用进行评价，对展望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很大帮助。中国8/vie　　[关键词]“内在发展论”；历史认识；轨迹；展望　　[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10022007（2016）04006012　　[收稿日期]2016-0

2、7-14　　[基金项目]本文研究得到仁荷大学科研项目的资助（42420）。　　[作者简介]1.李荣昊，男，文学博士，韩国仁荷大学史学科教授，研究方向为韩国近代史、韩国社会经济史、韩国民众运动史；2.金锦子，女，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东亚关系史。（延吉133002）　　一、序言　　“内在发展论”是指20世纪60至70年代朝鲜半岛、日本关于韩国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和新认识，是在建立“国民国家”的过程中，是用历史的观点重新建构殖民主义史学、确立韩国历史体系而形成的历史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内在发展论”虽然以多种方式被继承，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现代主义

3、的盛行使民族主义史学研究陷入低潮，对“内在发展论”的批判也日益高涨。纵观目前的研究，在一些韩国学者指出“内在发展论”具有一国史和民族主义历史认识狭隘性的同时，有一些韩国学者认为在消除隔阂的当下应当对其予以摒弃，也有一些韩国学者则认为在东亚历史纷争持续不断的情况下，还不能放弃“内在发展论”的基本目标，还有一些韩国学者尝试将两者加以折中。各学者之间的观点之所以如此纠结，首先是源于对“内在发展论”概念理解的偏差以及由此引出的不同解释和评判。其次是批判论者、继承论者、折中论者对“内在发展论”的后续发展准备不足，没有提出明确的应对方案。　　以往对“内在发展论”概念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广义

4、的“内在发展论”，其作为对殖民主义史学他律论、停滞论的反批判，不是以他律、停滞而是以内在能力和发展为内容来重新建构韩国历史。这主要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民族主义史学，以“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为目标；二是在朝鲜王朝后期社会经济的内在变化中寻求自主近代化的可能性，由此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论”。前者在时间上贯穿整个韩国历史，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诸方面，而后者则以朝鲜王朝后期以来的近代和现代为中心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对此，日本学界显现出了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但韩国学界则将其内化。　　韩国学者对于“内在发展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已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整理和评论，关于“

5、内在发展论”的论著众多，其中从史学史角度对“内在发展论”的形成过程、存在问题及对策进行论述的有：金仁杰，《20世纪60-70年代“内在发展论”与韩国史学》，《韩国史认识与历史理论》《金容燮教授退休纪年论丛1》，知识产业社，1997年；李宪昶，《韩国史认识中“内在发展论”的问题点》，《韩国史市民讲座40》，一潮阁，2007年；朴赞胜，《围绕韩国学研究模式的争议――以“内在发展论”为中心》，《韩国学论丛35》，启明大学韩国学研究院，2007年；金贞仁，《“内在发展论”与民族主义》，《历史与现实77》，韩国历史研究会，2010年。本文主要以解放后的韩国为背景来分析“内在发展论”形成、分化和

6、进化的轨迹，并探讨近期关于应对方案的评价。笔者将“内在发展论”的流派分为两个，即“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笔者在以往研究中对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内容加以区分，划分为批判殖民主义史学他律论的民族文化论和批判停滞论的“内在发展论”，认为“内在发展论”具有唯物史观和近代化论倾向（李荣昊，《解放后南韩史学界的韩国史认识》，《韩国史23》，韩吉社，1994年），本文则按照形成的流派将“内在发展论”的概念涵盖韩国史体系化和资本主义萌芽论来运用。随之继承与批判、评价策略也呈现出两种态势，同时本人也关注两个流派所持历史认识的共性和差异。在借鉴中国和朝鲜学界观

7、点探讨“内在发展论”问题的同时，还将涉及与韩国学界存在交流的日本学界的动向。对于美国学界从近代化论视角对民族主义史学和“内在发展论”进行批判的观点，美国学界的观点可参看：郑斗熙，《美国的韩国史研究》，国学资料院，1999年；郑斗熙，《儒教、传统、交融――美国历史学家们眼中的韩国史发展》，国学资料院，2005年；申基煜、马尔克斯，《ClonnialModernityinKorea》（都敏熙�g，《韩国殖民地的近代性―超越“内在发展论”与殖民地近代化论》，三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