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双性的冲突与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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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论双性的冲突与消解【论文关键词】：杨绛;张爱玲;双性;冲突;消解【论文摘要】：杨绛和张爱玲的作品是一种能使凡人心灵消闲共振的文化现实主义文学，她们在开拓人类精神世界时，关注了双性意识的一隅，她们对双性意识的理解与表述，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张爱玲强调一种双性的冲突，杨绛则着力化解这种冲突，而且杨绛的这种理性的话语特征表现了一种新的文化话语，它具备了改造从来就矛盾重重的"双性"文化的缺陷，显示了女性文学的明智。　　　　　　杨绛与张爱玲都是上海沦陷时期名噪一时的女作家，她们的创作同时激活于40年代。然而在后世文人读者的评论中，杨绛曾一度成为文学史上遗忘的"孤

2、岛"，很少有关于她的著述，其作品也是少人问津，即使有也只是一笔带过。而相反的，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研究却形成一门新的"张学"。私以为，当张爱玲以浓重的"传奇"色彩轰动文坛令世人惊叹不已时，杨绛则以平实、稳重的风格广被接纳，读者在她的文学世界中感受到了强烈的亲和力和幽默感。尽管两人其人其文都相去甚远，但她们对文学精神属向的探究所做出的贡献却是同样举足轻重的，她们在文学价值观上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具有明显相似的审美特征--敏于表现文化的现实，长于刻绘人性和摹写世态，文体丰富，亦俗亦雅。　　其实，女性写作不论其创作主体之间有无影响，她们或多或少总会表现出女性写作

3、或女性文学表达上的一些共相性：青睐带有人道意味的人类生存众生世相。张爱玲，一个带着贵族气质的女子在世俗生活中体验着人情冷暖，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杨绛，一个"灵动皎洁、清光照人"的女子，把人生当作艺术来研究，如领略风光，前后左右，里里外外打开来观照。两人都以凡俗人性观念建构了一个文学世界，这个世界与大时代、大历史、民族意识无关，它由男人与女人的恋爱、婚姻等故事构成，由生活的衣、食、住、行所构成。不过，她们相似却并非毫无二致。张爱玲执着地追求一种风雅脱俗的生存姿态，在她眼里，"生命是一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1]，她冷漠、犀利、悲凉，骨子里透着苛刻

4、的铁石心肠。而杨绛，别是一种宽容、温厚、平易近人的女学者，有着海阔天空的胸襟，在宁静、恬淡中自然挥洒着机智与幽默。　　在张爱玲看来，女性生活是在父系文化全面渗透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她们身遭百罪，从肉体到精神倍受迫害，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均受到压抑，处于被剥夺，被规定的从属地位，成为"被绣在屏风上的鸟"[2]。无论是《沉香屑：第一炉香》、《牛》，还是《心经》、《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女性的生命轨迹及其存在图景，都被安置于男性世界之中，女性的焦虑、困惑与变异，都同宗法父权文化下男性的存在状态有关。她们共同遭遇悲剧的命运，哀怨且不可饶恕，让人感觉到绝望。因

5、此，她的作品中常常以两性关系为切入点，通过解剖女性来质疑男权，她强调的是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对男性权威的否定。《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可以说是最好的例子：她原是北方一家麻油店铺的女儿，她的兄长为了高攀富贵，把她嫁给了姜公馆的一个患有骨痨的人。她长期陪着没有生命的肉体，终于她用七年的青春熬死了丈夫和婆婆，在姜公馆中赢得了新的生存地位。然而此时的她已丧失了感情，丧失了自我，成为黄金的奴隶，她将对父权制社会的仇恨释放在子女身上，不择对象地用子女的幸福与生命来补偿自己的不幸。事实上，曹七巧的心理变异及人性扭曲正是由男权制度对女性的性压抑和性伤害所导致的，这说明了在

6、男权社会里，男性意识对女性意识的蔑视和践踏，而对立的女性意识又往往以一种不寒而栗的性格分裂陈现在人们面前。　　不同于张爱玲话语方式的杨绛，她的作品并没有明确的反对男性的意向。她既不屈从于男性权威话语，也不刻意女性中心言说，她似乎在寻找一种中性话语，消解双性之间的冲突。例如在《小阳春》里，俞斌夫妇原本是十分恩爱的一对，可是日子久了，俞太太疏忽了爱情需要时时保鲜，这引起了俞斌的困惑："一个女人，怎么做了太太便把其他都忘了？太太，便不复是情人，不复是朋友……"，他的"皮底下还流着青年的血"，他还有着"秋胡戏妻"的情调，但太太的怒斥给他淋了一头的冷水。在这样的情

7、景下，胡小姐的黑目黑皮肤在俞斌看来则是"涵蕴着太阳的热……或者象一朵云，饱含着电"，他兴奋的整个人从"散文"变成了"诗"。乍看来，似乎一场好戏即将开场，然而，作者笔锋一转，让聪明的俞太太机灵地反省了自己并让丈夫适时的"退了烧"。这样危机被弥补和缓和了，作者又将一场一触即发的双性冲突风波平息了。《玉人》一篇则更别致：男主人公郝志杰在生活的重压下彷徨和苦闷，因此生出"玉人何处"的谵妄心态。不可质疑，那玉人曾几何时撩动过他年轻的心房，但是在现实生活里，作者让所有人看到玉人枚枚并不是大家所预想的风姿绰约，她不过是一个娇纵霸道的"猴儿屁屁"，小说中本应有的双性的冲

8、突则在"玉人"的讽刺性中悄悄地消解了。还有《洗澡》，在许彦成、姚宓、杜丽琳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