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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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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竺庆麟:当心陷阱也谈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
2、第1... 近些年,关注下层民众的学人多了起来,现在和历史上的老百姓都前所未有地提高了身价。这种现象当然值得高兴。不过,说实在的,这种研究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凡是有志在此的人们,必须有点吃苦碰壁的思想准备才行。下层老百姓是个无文而且格外庞大的群体,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说学者们熟悉的语言,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所谓“价值”“理念”之类用来分析他们的概念,他们都不甚了了。我们只能迂回绕道,在民俗材料,案件口供,民歌民谣,戏曲传说,乃至报纸的社会新闻中寻寻头绪,找找端倪。然而
3、,这样一来更麻烦的事往往在于,首先你要沙里淘金,能不能淘出来又很难说,因为浩瀚的沙洲中难以辨认金矿。其次,就是找到了你所需要的东西,怎么样分析归纳又成了更大的难题。对于前者,仅仅有刘知几所谓的那种史才史学史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点民俗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知识才凑合。至于后者,恐怕需要留神的就更多,弄得不好,掉到陷阱里你还不知道。刘志琴先生的《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一文(载于《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八期),依我看,也是掉进了陷阱里。 人们最容易掉进的陷阱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看见一点东西就忍不住发一通宏观的议论,用那
4、点芝麻来说明跟它本不相干的西瓜。 刘先生文中所举的第一个事例,是载于一九一三年七月《时报》的一则报道,说是那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对学生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考试,要求学生回答他们崇拜的人物是谁。结果在三百多人中,崇拜孔孟的占三分之二,其他的则从诸葛亮到马丁·路德不等。其中孙中山排在孟子之后,得票十七,高中“探花”,而已经做了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才得了两票。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这个材料是有价值的,但刘先生的分析结论,说这些师范生的选择和追求“反映了民众的思想走向”,无论如何都是可疑的。那个时代新学堂的学生(刘先生说这些应考者
5、为中小学生,因而说他们是“中下层的文化人”,可能有误,一般来讲,师范学校是不会有小学生的,而中学生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大”知识分子了)知道孙中山甚至崇拜他当然不足为奇,可是就在同一地方的普通老百姓,知不知道孙中山是何许人也,革命党是怎么回事,可就难说了。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鲁迅先生说乡下农民把自由党说成是“柿油党”,其实是有所本的,当时扬州的老百姓就“以为革命党就是大家合一条命的党(扬州方言,读‘合’如‘革’)”。(《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页301)再说,革命势力很大、风气又开的江苏的新学
6、堂的学生投了孙中山十七票,只投了袁世凯两票,这怎么能说明袁世凯没有群众基础?如果我们把同样的问题提给北洋军的士兵,那么又会如何呢?一九一三年前后的袁世凯其实不可能比孙中山更没有“群众基础”,不然,他怎么会就那么容易“窃”了国,随后又轻而易举地打垮了占有东南半壁的革命党人,把孙中山和他的同志赶到了日本去流亡?很明显,在那个时候,有不少“群众”没有像江苏的学生那样想问题。袁世凯称帝复辟为什么垮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这篇小文里肯定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到了今天,我们还重复袁世凯复辟失败是因为民主共和思想
7、深入人心的妙论,无论如何也有点过于天真。其实,毛病就出在刘先生的武断,认为这些学生的选择和追求“反映了民众的思想走向”,非要以这样一个特殊的“点”代表面目各异的“一大片”。 研究下层的第二个陷阱是,对材料不加辨析,听风就是雨。绝大多数搞历史的人都知道,对于史料的使用是必须要经过辨析的,不仅要辨析材料的真伪,还要弄清材料所含信息的真实意义,不然分析起来就难免方凿圆枘,甚至张冠李戴弄出笑话。然而,同样是这些人,一进入下层社会意识领域,往往会变得嗅觉麻木,目光呆滞,分辨率极低。比如前面提到的刘志琴先生的文章,在那场师范
8、学校的考试中,由于在众多的崇拜对象中,有皇帝头衔的只有秦始皇一个,刘先生便下结论道:“而数千年以来被奉为万岁爷的皇帝,已经失去神圣的光环,……这说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在读书人中已经深入人心。”可是刘先生忘了,对于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来说,皇帝从来就不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就算我们去问鸦片战争以前的读书人,恐怕也没有几个会说他崇拜某个皇帝,因为崇拜皇帝多少有点犯忌。对皇帝要跪拜,但不宜崇拜。古代读书人可能会赞美某个雄才大略之主,但如果你问他崇拜谁,恐怕他还是会回答姜子牙、张子房和诸葛亮之类。就算推翻帝制已经深入人心,但用这个材
9、料来说明显然难以让人信服。更何况,据当时辛亥革命参加者回忆说,同盟会的相当多的人对于推不推翻帝制倒不在乎,大家无非是“对于清廷压迫汉人,害怕洋人,愤恨达到极点,尽力鼓吹发动革命,复我河山,满脑子‘种族革命’。”(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五九,页67)革命的中坚尚且尔尔,一般读书人可想而知。其实,在中国,“推翻帝制”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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