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工经历与农业人口城市化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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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务工经历与农业人口城市化意愿务工经历与农业人口城市化意愿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4.8%，按照纳瑟姆（Northam）曲线所揭示的规律，仍处于城市化加速时期。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只有35.9%，二者之间有18.9个百分点的差额，其主要构成为在城市务工但持农业户籍的农民工。为确保城镇化健康发展，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但《意见》也指出，到2020年

2、，基本建立以人为核心、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可见，这种新型的户籍制度并没有取消户籍；2016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可以说，以上要求是中国城市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是一项艰巨任务，对于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而言尤其如此。在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进入城市化发展平稳时期之前，中国还将有2亿农业人口进人非农业部门就业，加之已进城务工的2亿多未取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

3、率任重道远。这一方面需要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另一方面也要充分了解和尊重农业人口的城市化意愿。　　在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设计中，城镇户籍在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更优越的待遇，但多项调查数据及分析表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业人口城市化意愿（主要以是否想得到城市户籍为衡量标准）并不强烈，失地农民中超过半数认为城市户口一点也不重要②。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随着土地价值的不断显现，想保留承包地和宅基地使得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将户口非农化；第二，城市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社会对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和定居设置了政策

4、和制度障碍，导致不少农民工返乡，城市化意愿不强烈；第三，农业人口对城市户籍的需求与户籍的政策供给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为大、中、小城市以及城镇户籍之间的供需差异以及东、中、西部城市户籍之间的供需差异。因此，若不恰当地推进，市民化可能违背进城务工人员的居留意愿，还会加剧地区分割或区域阻隔。可以说，深入研究和充分尊重农业人口的城市化意愿是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通常有城市人口增长快于农村、农村人口就地非农化以及乡城迁移城镇化等三种途径，在中国以后两种途径为主，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主要可以通过

5、农村发展成为城镇从而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就地非农化），以及乡城迁移的农民工取得城市户籍（迁移城镇化）这两种途径实现。对于中国农民工群体城市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已有大量研究，但对于其他农业人口群体，例如返乡农民工、有进城务工意愿但还无此经历的人群以及不想进城务工人员的城市化意愿研究甚少，这些农业人口也是潜在的就地非农化和迁移城镇化人群，而他们与农民工群体城市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可能有所不同。本文利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2013年在中西部7省（直辖市）的万份农业人口调查数据，展开对农业人口整体以及按其务工经历及打算划分的4类子人

6、群的城市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以为相关决策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国外没有城乡户籍制度差别，特别是在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没有因为城乡身份差别而存在的本质不同，但国外对乡城迁移意愿决定因素的研究，可为中国农业人口城市化意愿影响的研究提供比照。传统的乡城迁移理论多从推拉理论和重力模型角度分析农村人口迁出的影响因素；新迁移经济学强调，短期迁移和外出务工是家庭最大化收入和分散风险（最小化风险）的家庭决策；迁移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则指出，迁移决定来自个人、家庭、社区以及区域等多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交织

7、在一起，其中，家庭成员或同一村落人口前期的迁移会影响和带动家庭其他成员以及村落其他人口的迁移。MichaelBurda等分析德国人口从东向西迁移的影响因素时，采用了年龄、婚姻、是否拥有房产、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等个人因素以及在西部是否有家人或朋友、家庭年收入、所在城市规模大小等家庭和区域经济社会因素⑩；CordonJong采用迁移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从个人、家庭、村落以及城市等层面的因素构建了迁移预期模型，并对泰国人口乡城迁移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家庭收入、家庭成员迁移人数对农村人口的短期迁移和永久迁移的影响有所不

8、同；AlessandroAlasia等研究加拿大农民决定离开农场的影响因素时，依据拥有土地面积将农民划分为大农场经营者和小农场经营者，从个人、家庭、农村社区以及城市区域等多层面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农场所处区位以及社区中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力的比例等因素对农民离开农场从事非农工作有显著影响，并且对小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