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莎作翻译漫谈卞之琳诗歌翻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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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莎作翻译漫谈卞之琳诗歌翻译精神从莎作翻译漫谈卞之琳诗歌翻译精神一引言　　卞之琳（1910-2000）是中国现代派诗人中的杰出代表，也是一位诗人翻译家。在其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中，诗歌翻译如同贯论文联盟.L.cOm穿其间的经线，从为了练笔、遣怀糊口而翻译西方现代派诗歌到自觉与学术研究工作相结合，推出学术品性更高的莎作翻译，他将闻一多首倡，何其芳等人发展的以顿代步翻译西方（格律诗）的译学流派发扬光大，为中国翻译事业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而他所译的莎作正是这笔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卞之琳莎作译介背景及翻译思想述

2、评　　卞之琳初中时代便选学了《莎士比亚故事集》，高中阶段已能阅读原版的《威尼斯商人》。大学期间他着手翻译莎剧，曾试译《仲夏夜之梦》全剧。成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员后，他开始系统研究莎剧，于1954年起陆续发表相关莎作，包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七首》（1954）和《哈姆雷特》（1956），《奥赛罗》（部分）、《里亚王》与《麦克白斯》的翻译也于1956-1983年间完成。卞之琳还用论文阐发他对莎剧的理解和翻译心得，有《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1955）、《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1956）等文面世。但最能体

3、现其莎剧翻译与研究成就的还是《莎士比亚悲剧论痕》（1989）、《莎士比亚悲剧四种》（1988）等（译）文集。　　卞之琳为莎士比亚诗歌、戏剧那丰富、深刻的内涵吸引，决心译介莎作，曾计划从翻译四大悲剧着手，不断加深对莎剧的认识，撰写译序、论文，并用专著形式对四大悲剧做系统分析。尽管此后社会环境骤变导致四大悲剧到1984年才译全，但卞之琳的苦心孤译依然造就了莎作汉译的典范，赢得了稳定的读者群。尽管从事莎剧翻译经验丰富，成绩斐然，但卞之琳却未因循某个流派的翻译理论。他曾说，我从事文学翻译，不是遵循什么翻译理论指导开始的

4、（2000：1），但从他写的译者序中不难看出他对诗歌和诗歌翻译的看法，他认为，严格说，诗是不能翻译的，因为比诸其他文学体裁，诗更是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声音的有机统一体（1984：192），较完美的诗，在文学类型中，特别是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声音的有机统一体，译成外国语，只信于一方面，就损失一半，就不真似，就不是较完善的翻译。信即忠实，忠实又只能相应，外国诗译成汉语，既要显得是外国诗，又要在中文里产生在外国所有的同样或相似的效果，因此用白话译西方诗时，他除了传达原诗的内容、意义，还极力在中文里保持原来面目（2000：

5、7）。基于对现代汉语口语和诗歌语言特征的长期揣摩，卞之琳发现现代汉语中形成节奏的不是单字（即单音节），而是一字（单音节词）或（和）二、三音节合成的词，且两三个音节中总有一个较重音，在一连串的词构成的句/行中形成一个个的音顿，而一连串音顿造成的起伏就构成了节奏。他还发现，当一首诗以两字顿收尾占统治地位或者占优势地位的，调子就倾向于说话式（相当于旧说诵调），说下去；一首诗以三字顿收尾占统治地位或者占优势地位的，调子就倾向于歌唱式（相当于旧说吟调），溜下去或者哼下去。但是两者同样可以有音乐性，语言本身的音乐性。这个发

6、现促使他采用以音步建行的方式译诗，即不论二、三音节（单音字）的平仄、轻重，合一音组为一顿。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译诗主张：我们译西方诗，要亦步亦趋，但是也可以做一些与原诗同样有规律的相应伸缩。（1984：203-204）。这种译诗主张是翻译家对翻译之道的经验的高度提升或高层级认识（刘宓庆，2005：2），绝非适用于一时一事的操作指引和操作规范可比的（刘宓庆，2005：4）。　　卞之琳强调，译诗的理论应该产生于译诗的实践，不必把严复的信达雅说当作金科玉律，后来常说三种说法中都只有一字可取：就是信，就是似，就是译。信就

7、是全面忠于原文；神寓于形，文学翻译只能相应，似不能即是；翻译就是译，不该是创作。听说日本坪内逍遥译莎士比亚，结果比莎士比亚原著还好，要果真如此，那就是不忠于莎士比亚原著的本来面目，并不与之相应，可能是坪内的好作品、坏译品（2000：8），也就是说，莎作翻译者在实践中要严守本分，不可过度纵容自己的创作欲。卞之琳之所以不侈谈信达雅，实为反思30年代初梁实秋、赵景深、鲁迅等人就信与达的对立和统一、直译和意译的关系等进行的论战的结果。鲁迅希望借助翻译来以欧化句法改良他认为不够精密的中国文法，因而赞同字比句次的硬译；梁实

8、秋在翻译过程中重视达，倾向于对原文做归化处理，所以反对鲁迅提倡的硬译；赵景深认为译者应当关注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因此提出宁错而务顺，以及达第一、信第二的观点，这种观点受到了鲁迅的批驳，鲁迅还针对赵的主张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翻译观。这场论战中，鲁迅、梁实秋、赵景深及他们的支持者各持己见，他们的看法在后人眼中均有失偏颇，但在当时环境下却是有的放矢的重要观点。卞之琳并未卷入这场笔战，他的翻译观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