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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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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重证明法”的提出与王国维学术思想的转变论文摘要: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界影响极大,学者多以为是1925年他在清华研宄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始提出,并由此论其前后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但在1913年夏,王氏己明确提出“二重证明法”,并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其出发点似与“二重证据法”有所不同,前者主要针对经学,后者则针对史学。因而对其学术转向的原因及在经史研宄方面以“二重证据法”为表征的治学理念、方法有必要重新认识。论文关键词:王国维;“二重证明法”;“二重证据法”;经史之学在近代学术史上,王国维先生有着极为重要的
2、地位,尤其是在学术范式转移上,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不仅在能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为其话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规则也。”王氏在经史研究中所、运用的“二重证据法”即为此方面的代表,对学术界影响深远。然而对“二重证据法”提出的时间,学者多认为是他1925年在清华研宄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始提出,是对此前研治经史之学的理论总结,并由此论其前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笔者在读王氏早年著作时发现,早在1913年夏间,他己明确提出“二重证明法”,且对之有较
3、充分的论述,但其出发点似与《古史新证》不同,因而对其学术转向的原因及在经史研究方面以“二重证据法”为表征的治学理念、方法有必要加以重新认识。王国维曾将有清一代学术总结为“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已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已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
4、乾嘉专门之学,然亦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已降之学新。”对于清代“学术”与“经世”的关系,王氏概括得简洁而确实,考查其治学亦宜从此处入手。道咸己降,清朝危机及危机日益加剧,“乾嘉专门之学”(亦称考据学)在达到高峰的同时也出现自身无法克服的“流弊与缺失”,更因其不能应对现实危机,有“经世之志”的今文经学渐代之而兴。今文经学家返求诸六经,藉“复古”以求“改革”。其“返求圣经的运动最后结果是宣称所有古文经都迷失了的本意,这个破坏性很大的运动,由刘逢禄之分解《左传》,魏源之割裂《诗》、《书
5、》,龚自珍之欲写定群经,寝假廖平、康有为断然宣称所有古文经具为刘歆所伪,一举否定古文经的信史性,藉此复兴今文经学,以便重新揭露孔子之微言大义”。尤其是康有为、梁启超,“把西学与孔子的微言大义结合起来”,以之为“戊戌变法”的理论根据,对当时社会与学术界都造成了极大的震动。清季民初保守派学者叶德辉就说:“数年以来,康、梁倡为伪经改制、平等民权之说,于是六经去其大半,而学不必一年而成,民无论愚智,人人得可申其权,可以犯上作乱。”陈寅恪也说:“襄因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学颇尚《公羊春秋》……后来
6、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浪漫之,殊有联系。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王国维生活于清末民初,深切感受到今文经学家“改制疑古”之风,因而在1905年特别强调:“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己。”“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的学术自是针对提倡“保国、保教、保种”的康梁今文经学而发的。王氏于1911年清亡东渡日本后转治经史之学,并于1913年夏提出“
7、二重证明法”,或为狩野直喜所说的“要改革中国经学研究”的理论阐述,当即针对今文经学对社会尤其是学术界所造成的极大冲击而发。在转向经史之学前,王国维治学已有数变。早岁参加科举,后转治、文学,东渡日本后始渐转向经史之学。其“治学之方法,视并世诸家有特具之优长,即眼光之敏锐是也。其治一学,必核算过去之成就,以明现在所处之地位,而定将来之途径”。对于王氏转向经史之学的原因,学者多从罗振玉劝导说。这一点不容否认,且其在治学方面受罗氏影响较大,但并不能以此掩盖王氏自己独立的学术追求。据同为“海宁四子”且与王氏关系甚好的陈守谦回
8、忆:“当年少气盛时,以为两人必当有所树立。”“有所树立”是王氏一生的学术追求与寄托,研治哲学因不能“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而转向文学;研治文学也务在“创获”。其转向经史之学,也务在“有所树立”。1927年狩野直喜回忆道:“我觉得来京都以后,王君的学问有些变化。也就是说,他好像重新转向中国的经学,要树立新的见地。可能他想改革中国经学研宄。”1913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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