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乡村社会与村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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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乡村社会与村民自治*

2、第1　——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心态和行为研究及其它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预设　　自1988年6月1日试行《村委会组织法》以来，村民自治的实际进展状况如何？对此，人们的看法莫衷一是。据国家民政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已有80%的村委会开展了直接选举。但在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主办的“中国大陆村级组织建设”研讨会上，有位学者介绍他在大陆村民自治开展得较好的七省调查发现，在他所调查的数百个村中仅有24%的村进行了直接选举，依此推测全国的实际比例看来要大大低于20%.还有学者据在云南、广东等省的实地考察，发现直接选举实际上进展更为

3、缓慢（李连江、熊景明1999）。直接选举情况尚且如此，那么全面的村民自治状况又如何呢？据杨子立对曾首创“村民代表会”和“村务六公开”的国内村民自治“先进县”——河北省赵县的亲自考察，在被走访的8个村委会中除个别村尚好外，其他村情况甚不乐观，诸如村民代表会不起作用、给农民“打白条”、加重农民负担、村干部胡作非为等问题也依然严重存在（杨子立1999）。　　再以江西省为例，村民自治这一工作也一直是启而难动。表现为：一是村委会选举初上轨道，但民主化程度不高。全省1996年全面推开了民主选举工作，但多是“保证性选举”，存在搞形式、走过场等问题。选举后，乡镇不尊重民选结

4、果，违反法律随意撤换村委会干部的事件，在各地仍频频发生。二是村务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开始起步，但规范化程度较低。按照省里的统一部署，各地普遍建立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60%的村还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但能较好地实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村仅是少数。全省每年能召开一次以上村民会议的村不到20%，能坚持每年召开两次以上村民代表会议的只有30%左右。一些村即使召开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也难以讨论和决定村内重大事项，并保证会议决定的执行。在大多数村，村务的决策和管理仍然是由村干部作主，多数是由村支书个人说了算。三是以村务公开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

5、督已有进展，但尚待规范提高。至今，全省已有90%的村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这一工作，但能较规范地公开村务的村大约只有40%，能民主评议村干部的村则更少。多数村的“村务公开”，并不是全面的、有深度的公开，而是搞有选择的公开，有的甚至是假公开。四是村民自治示范活动起步较早，但进展缓慢。早在1990年，该省就确定永丰县为村民自治示范县，起步不晚。但实际上，多数地方并不重视，没有真抓实干，个别地市甚至连村民自治示范点都还没有确定。至今，全省仅建成了1个村民自治模范县，初步达标的也才3个县。　　经过十年的努力，村民自治工作为什么一直难以推动？对此，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各种

6、各样的解释。在此，笔者试图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角度来作分析。　　按较一致的看法，村民自治的过程，实际上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彼此互动的过程。本文的理论预设为：两者的互动若呈现为良性特征，则能顺利地推进村民自治；反之，村民自治则势必困难重重。对两者间的互动状况，目前人们较一致认可的事实和看法是：（1）村民自治首先是在农村自发产生的，但这种自发产生的村数量极少，对绝大多数村而言，村民自治主要表现为外来的制度安排；（2）村民自治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国家通过立法等形式予以有力的推动。那么，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在村民自治中，国家往往被视为“推动者”，这一角色是她的真

7、正角色或唯一角色吗？她是否还兼具有其他角色？另一方面，对多数乡村而言，村民自治作为外来的制度安排，它与乡村的“本土环境”是否相适应？乡村社会对它怀有怎样的心态行为呢？等等，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　　然而，在迄今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中，多数人在强调国家自上而下推动村民自治的同时，却对国家是否兼具其他角色研究不够；对乡村社会怎样回应这种推动也研究不够。此外，在注重文本和制度研究的同时，对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如乡村干部和农民的心态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等也关注不够，尤其是对乡村干部这一群体的角色和作用的研究甚为缺乏。　　为此，本文拟从“农民群体”与“乡村干部”

8、的分析入手，研究国家与乡村社会在村民自治中的互动状况，并进而解释村民自治的现实处境。　　二、主要研究资料及其　　本文研究将引用和借鉴其它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但主要是依据本人数年来在农村实地调查所取得的大量第一手实证材料。除了个别访谈等资料外，主要资料及其为：　　1、1998年春组织110来名研究生返乡开展的百村调查，有效回收80个村2085个农户的调查问卷（简称A卷）。80个村中除安徽、山东各有一村外，其他村皆分布在江西省内。调查抽样方法是：每村选一个组中的20—30个农户，进行入户调查。在2085个农民中，现为村干部的占4.9%，曾经当过村干部的占11.5

9、%，从来没当过村干部的为82.3%.中共党员占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