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温州金融改革的必要性及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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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探温州金融改革的必要性及机遇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中央放开一些空间，自然不行。一旦中央放开了一些政策空间，地方管理者其实就差不多可以坐享其成了。我国民间不乏企业家精神，我国的地方政府也颇有政治企业家精神。很多改革成果，源自民众自发和地方试验。我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9户农民为了吃饭活命写下血书分田到户开始的。当时分田到户，确实解决了农户吃饱肚子的问题，但在几经周折后，分田到户才先后被地方和中央接受和推广。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和成都统筹城乡试验，也都属于成功的地方试验。　　在我国的地方试验中，

2、恰恰金融试验是远远滞后的。金融是政府高度管制的部门。这方面，中国和西方国家都一样。只不过管制的性质有差别。美国金融监管建立在人人享有充分金融自由的基础上，监管更多的是提供一种维护金融自由的秩序，是对金融业提供一种服务，是防范欺诈和反欺诈，着眼于揭示风险和化解风险。我国的金融监管是建立在严格限制金融自由的基础之上，更多的是维护一种限制金融自由的秩序，不是提供一种服务，更多是着眼于掩盖风险，结果往往是累积风险，危及金融安全。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往往不把民间资本和民间金融视作金融秩序的当然组成部分，而往往将其视为必要的痛苦。因

3、此，在很多政府官员眼中，民间资本和民间金融的存在不是出于个人的权利，而是出于政府的容忍。　　温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曾是综合改革试验区。1987年，国务院批准建立温州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简称温州试验区）。上世纪90年代，温州市试点了存款利率自由化改革。据说农村信用社当时吸收存款利率可上浮30%，试点结果是，尽管最初存款向信用社搬家，但后来其他金融机构也变相提高利率，最终格局变化并不大。可惜当时存款市场化没有展开，也没有继续，中途而废，不了了之。而当时既未进行存款保险试点改革，也没有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到90年代末，温州

4、的经济体制改革试验，不仅没能推行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和金融产品的多元化，反而随着中央出台反向操作政策而戛然而止。1997年国务院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并在1998年出台《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温州的准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组织深受其害。当时温州苍南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原本盈利，但被迫清理。温州一些冒头的所谓地下钱庄及许多农民合作社金融部和资金互助部，被纷纷关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温州民间资本的集聚速度虽然很快，但正式金融机构发育远远不足，民营企业投资主要依赖温州的企业自有资金和民间金融资金。地

5、下钱庄的隐蔽存在也非常普遍。可以说，我们没有真正把握住80年代末开始的那场温州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的试验机会，没有把温州变为推行一种中国区域金融综合改革的试验场。当时，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村合作基金会、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打击，表明其重视对自己而言可操作的简单方式控制和稳定金融体系，但忽视了建立适宜的制度、机制和组织来解决满足金融服务需求这一核心问题。　　被市场要求推着走　　无论在许多准正式和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被非法化定位之前，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区域金融体系的发展都远远滞后。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一

6、直比较严重。很多民营企业习惯求助于民间金融也不得不借重民间金融，即使其利率成本更高，甚至存在法规政策风险。企业主集资负债后，一旦资金链断裂，前景一般不妙。重则人头落地，轻则判刑罚款。只要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了资金并支付了回报，无论企业主是否真正吸收了存款，均可根据上述《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判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只要金额重大，涉及诈骗行为，就可根据刑法判处集资诈骗罪。我国因集资诈骗罪而人头落地的民营企业家已不在少数。对经济犯罪，西方国家一般不判以死刑。我国历来是重刑国家，秉承了秦制

7、之法家传统，强调儒表法里、以刑去刑。但以刑去刑的做法，并未真正达到去刑之功效。这可从我国各地民间集资案见诸报端的频率看出来。　　浙江省及其所辖温州市，分属民间金融最为发达的省份和城市。浙江的钱塘江以北，其民风接近苏南，更多体现为吴文化，其特点为勤劳、精巧、柔韧、秩序；钱塘江以南，则多体现为越文化，特点为独立，自主，开放，灵活，重商，略带叛逆不驯的性格。在私人经济自生发展以及民众企业家精神方面，我国估计只有华南地区可与浙东浙南地区一比高下。至于民间资本和民间金融的运作，浙东和浙南地区在国内差不多居于睥睨天下的位置。这些民间

8、资本和民间金融运作，很多处于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有些甚至完全处于非法状态。这种自主和不驯的行为，恰是企业家精神的表现，市场经济发育离不开它。这里，政府的责任是正视百姓的需求，是顺应民意，营造一种宽松的授能环境，是让其正式化、阳光化，通过提供监管服务来维护金融稳定。这样既取得利用民间资本之利，又能避开其害。　　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