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心学的奠基问题.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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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心学的奠基问题摘要：本文通过对以孟子、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家心学和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探索儒家哲学在现代阐释中的重建之路。儒家心学与胡塞尔意识现象学在致思进路上是高度一致的，但这种先验进路却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难；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虽然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但这种思路可以为解决上述困难提供借鉴。通过基础存在论的奠基，儒家心学的先验现象学建构得以成立。关键词：儒学；现象学；孟子；王阳明；胡塞尔；海德格尔在当今世界的哲学语境下，现象学与儒学之间存在着极强的可比较性。这不仅因为某种现实的契机，更因为它们之间本然地存在着很大的可融通性：现象学乃是一

2、种彻底的先验哲学；而儒学、尤其是作为儒学正宗的心学无疑同样是一种先验哲学，因为它据以建构其意义世界的出发点，虽然并不是西方先验哲学式的某种先验的知识理性，但又与西方先验哲学一样是某种先验的内在意识，这种内在先验意识就是良知、良心、良能。唯其如此，儒学与现象学在其作为先验哲学的“方法”上、即哲学之思的进路上是高度一致的；区别只在于他们的“哲学”不同。本文意在寻求儒学与现象学的融通，以此就教于海内外同志。上篇儒家心学与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孔子之后，由孟子确立、王阳明集其大成的儒家心学，一向被认为是儒学的正宗；而现象学的正宗，则无疑是胡塞尔的先验意识现象学。儒家心学与胡

3、塞尔现象学虽然产生于截然不同的文化的、时代的背景，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之处:首先是他们的“直观”或“直觉”方法。［i］胡塞尔的本质直观虽然主要是在知识论维度上的，而儒家心学则不然，其直觉更倾向于伦理的维度；但无论如何，心学的直觉与胡塞尔现象学的直观都是对本质的直接把握，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本质直观”。其次是他们所寻求的原初的自明的根据。胡塞尔所通达的是理性的纯粹先验意识，而儒家心学所确立的是作为本体的良心。纯粹意识的设定首先指向知识建构，而良心的设定则首先指向伦理建构。但是无论如何，良心与纯粹意识同样是先验进路的原初的“自身所予”，即是作为先验进路的原始出发点

4、的奠基性观念。最后是他们所导向的意向建构。胡塞尔的“意向性”是为了解决主体与对象之二元对置的内在根据问题，从而解决西方“认识论困境”问题，这种二元对置是西方知识论传统的一个根本架构；而心学、如王阳明所谓“意之所在便是物”［1］的意向建构，其根据是孟子的“四端”结构，这种结构主要是为了解决伦理问题、制度建构问题的。但是无论如何，两者都是先验的建构，即是为先验的观念所奠基的意义建构。因此，儒家心学与胡塞尔现象学之间具有明显的可融通性。我们知道，孟子通常所讲的是“心”“本心”“良心”；然而同时，他又提出了“良知”“良能”的说法：“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

5、者，其良知也。”[2]这样三个观念，人们通常以为它们只是一个意思；其实，它们并非同一概念。良知不是作为本心的良心本身，而是良心的呈现或者显现，同时也是对这种呈现的一种反思性的直观或者直觉；良心就是这种直觉所把握的先验本体；而良能则是这种本体的发用流行，这种良能涵盖着良知。阳明心学即是如此，他的“良知”概念是分别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的：作为反身直观的良知，作为本体良心的良知，作为本体的发用流行、亦即一种良能的良知。由于“良知”概念具有良知、良心、良能三重含义，相应地，阳明的“致良知”就有了以下三个层次的展开：发动良知，这可以跟胡塞尔“本质直观”融通；发现良心，这可以跟

6、胡塞尔所谓作为“事情本身”的“纯粹意识”融通；发挥良能，这可以跟胡塞尔“意向活动”融通。现象学的首要工作在于迗到纯粹先验主体意识领域，这正如儒家心学的首要问题在于确立本心。如何才能找到这个原初的奠基观念？胡塞尔诉诸“本质直观”，王阳明诉诸狭义“良知”。儒家心学之所谓“良知”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这种作为本质直观的狭义“良知”。良知作为一种特殊的知，孟子规定为“不虑而知”，即是说它无须乎理智的思索。显然，这就是某种“直观”。这种分辨，在阳明心学中得到了更为明晰的展示。阳明认为，在孟子“四端”中，惟有“知”是良知：“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

7、所谓良知也”[3];“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4]。据此，显然，四端中的仁、义、礼，均在狭义“良知”范畴之外。阳明著名的“四句教法”，也明确地区分了心与知：“无善无恶心之体”是说的作为纯粹先验意识的本体良心，而“知善知恶是良知”才专说的作为本质直观的良知。首先，良知之所以为一种特殊的知、即先验直观，其特殊性首先在于：它是内向的，而非外向的。这就使它与外向的经验直观区别开来了。既然外在超越物已经被悬搁起来，那么良知所知的对象就只能是某种内在意识本身。所以阳明明确指出：“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

8、”[1];“知乃德性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