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内政治与俄美战略武器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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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罗斯国内政治与俄美战略武器谈判摘要：1991年以来，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充满了各种波折变化。俄罗斯国内政治因素，诸如政治运行机制、社会政治思潮、利益集团等因素对俄罗斯战略武器谈判的立场、策略均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影响到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关键词：俄罗斯；美国；政治；战略武器中图分类号：D751.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11）01-0042-052009年4月俄美战略武器谈判重启，令这一传统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69年苏美围绕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问题开始的一系列谈判。谈判进程持续到苏联解体，签署了众

2、多的条约，包括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第一阶段条约》），其效力一直维持到2009年12月5日，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后，俄美将苏美战略武器谈判这一形式继承下来，先后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第二阶段条约》）和《莫斯科条约》，但小布什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日益趋向自助式裁减核武器，俄美双边谈判形式逐步被打入冷宫。奥巴马担任总统后，对美国战略武器政策大幅调整，力图通过俄美合作建立新的全球战略武器控制机制，这促使俄美战略武器谈判得以重启。经过近一年的密集谈判，俄美两国于2010年4月签署了新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俄美战略武器谈

3、判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且目前看来谈判将在未来持续深入下去。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国对国际格局特别是战略武器领域的国际格局作出准确的判断，有助于评估俄美谈判可能带给中国的正负效应。一、政治运行机制对谈判的影响俄罗斯奉行三权分立的政治运行机制，国家对外政策通常是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相互博弈、协调的结果，只是三者参与的程度与影响力有所差异。一般而言，行政部门在外交政策上最具发言权，但具体到不同问题领域以及特殊时期，情况也会发生变化。战略武器问题专业性极强，并且涉及国家最高安全机密，相关政策的制定一般在较小范围内进行，所受掣肘也少于其他外交政策，但仍无法摆脱政治运行机制的

4、牵制与干涉。而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产生最为显著影响的则是掌握行政资源的总统与掌握立法资源的杜马间的权力互动。俄罗斯总统权力极大，杜马权力较小，可称之为“超级总统制”国家。杜马对总统缺乏足够的制衡力，西方媒体将杜马比做“橡皮图章”意即在此。不过，杜马作为立法机构还是拥有相当权力。例如条约批准权，总统与外国签署的条约须经杜马同意方能生效。在叶利钦总统时代，杜马大部分时期处于左翼政党控制之下，总统虽然能借助优势权力压制杜马，但却始终无法控制后者，两大权力部门间的争斗成为俄政坛的常态。双方这种不正常的关系自然也影响到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令《第二阶段条约》在叶利钦时代一直未获杜马批

5、准，从而造成预定的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无法启动。1993年1月，叶利钦总统与美国就《第二阶段条约》达成协议，条约要求双方将各自保有的战略核弹头减少至3000〜3500枚。从布什总统1992年1月提出新的核裁军倡议到《第二阶段条约》最终签署，用时不到一年，而《第一阶段条约》则历经九年的艰苦谈判才最终完成。叶利钦不顾大多数俄军事专家的反对，仓促签署该条约的主要原因是有求于美国。此时，叶利钦在国内尚未完全确立自己的独断地位，面临最高苏维埃及左翼势力的挑战，需要美国的援助以“拯救”俄罗斯、赢得民众的支持。俄罗斯在《第二阶段条约》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因此该条约一经签署就在国内受到猛

6、烈抨击。最烈强的抨击来自反对派所控制的最高苏维埃。1993年10月，叶利钦通过武力强行解散了最高苏维埃，设立国家杜马，但其后举行的第一届杜马选举却出乎各界预料。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自由民主党和共产党等反对党赢得杜马过半议席。自由民主党的崛起很大部分归功于对叶利钦软弱外交政策的攻击，而俄共是叶利钦天然的反对派，两党同叶利钦之间缺乏妥协的空间。此时将《第二阶段条约》提交杜马审议必然会被否决，因此当1993年12月杜马主动要求总统提交《第二阶段条约》时，遭到叶利钦拒绝。不过，长期拖延并不现实，因为按照与美国达成的协定，《第一阶段条约》生效后两国应尽快批准《第二阶段条约》。1994年

7、12月，《第一阶段条约》正式生效，叶利钦不得不在次年6月向杜马提交《第二阶段条约》。杜马就此问题召开听证会，但随后北约在美国领导下大举空袭波黑塞族武装，批准进程被杜马中断以示抗议。此后，杜马举行换届选举，条约的批准问题交由新一届杜马决定。第二届杜马选举中，俄共为首的左翼力量赢得席位过半的优势地位，这届杜马因此被许多俄罗斯民众称为“共产党的杜马”或“左派的杜马”。尽管1996年1月26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第二阶段条约》，该条约在杜马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却几近为零。杜马各党普遍认为叶利钦在条约中让步过多，对其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