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廣東與荷蘭關係述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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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世紀廣東與荷蘭關係述論（下）三清初中荷貿易與外交關係的重建清朝初年，對外關係與海外貿易政策承襲明初制度，允許海外諸國以朝貢名義前來貿易。順治四年二月癸未，清廷詔諭浙江、福建等地，琉球、安南、暹羅、日本等國「有慕義投誠，納款來朝者，地方官即爲奏達，與朝鮮等國一體優待，用普懷柔。」[1]同年，清軍攻佔廣州，清廷又下指令：「南海諸國暹羅、安南附近廣地，明初皆遣使朝貢，各國有能傾心向化、稱臣入貢者，朝廷一矢不加，與朝鮮一體優待，貢使往來，悉從正道，直達京師，以示懷柔。」[2]另一方面，由于清廷在東南沿海的統治遠沒有達到穩

2、固的地步，反清勢力仍然十分强大，南海各國對清廷多采取不合作、不接觸態度，容留、支援明朝流民和反清勢力；鄭成功攻佔臺灣後，建立起最強大的反清複明基地，威脅清朝在東南沿海的統治。因而清朝在順治四年頒布禁令，嚴禁沿海民衆下海通夷，嚴行保甲連坐之法，「廣東近海，凡系飄洋私船，照舊嚴禁。」[3]順治十二年，題准：下海船隻，除有號票文引，准許出洋外，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貿易，潜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這，正犯處斬梟示，全家發邊衛充軍。[4]第二年，又頒佈更詳細的禁令。順

3、治十八年，開始在廣東、福建、浙江、江南、山東實施「遷界」，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裏，盡燒民居船隻，片板不許下海。此後，海禁三令五申。海禁使中外交通貿易受到限制，這是不言而喻的。不過，沿海商民下海通商幷未被禁絕，表面海禁森嚴的粵海實際上涌動著走私浪潮。朱德蘭博士根據日本古籍《華夷變態》、《通航一覽》等唐船華人「申口」資料，對清初遷界令時的中國船海上貿易進行詳細梳理，順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四年，其中「廣東船」有64艘，平均每年2.5艘。這些船有些是廣東本省商船，有些是外省商船；不少南洋船如咬口留吧、暹羅、大泥、廣南、六昆船

4、駛往日本時都先在廣東停靠，搭載商客貨物。[5]坐鎮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與靖南王耿精忠（順治十七年耿藩移福建）都是貪得無厭的封疆大吏，集兵、民、財權於一身，稱霸南天。尚藩重用沈上達等「奸徒」，私造大船，出洋為市。康熙二十一年兩廣總督吳興祚《議除藩下苛政疏》曰：「市舶一欵，原與民無害。自藩棍沈上達乘禁海之日，番舶不至，遂勾結亡命，私造大船，擅出外洋為市其獲利不資，難以數計，然利入奸宄，國課全無。」[6]李士楨《議覆粵東增豁稅餉疏》謂：查市舶一欵，粵省界連濱海，在昔外番洋舡往來，貨物交通，歲收稅銀二萬二千餘兩，載在刊書，國家

5、獲軍需之利益，地方開商賈之財源。自康熙元年奉文禁海，外番舡只不至，即有沈上達等，勾結黨棍，打造海舡，私通外洋，一次可得利四、五萬兩，一年之中，十舡往還，可得利銀四、五十萬兩，其獲利甚大也。[7]据荷兰史料记载，1657年7月5日，大員派出小快船Zeeridder載貨f.17,714.12.2，由商務員巴隆率領前往到廣州；「中國人暗地裏到船上支付銀兩之後將貨物取走，銷售價格優惠，獲利優厚」，純贏利23000盾。藩王的人「私下對商務員巴隆講，以後可派一、兩艘海船載貨前去虎門，以取水為名。」結果荷蘭人又派Zeeridder

6、船到廣州，裝運170擔胡椒、120擔鉛、734擔紫檀、1200捆藤等，貨物總價值為f.20405.1.6。此後，Zeeridder船又有一次收穫頗大廣州航行；與此同時，英國人在澳門運走了125擔鋅、50錠金和約7000兩價值的絲。尚藩還對前來廣州的荷蘭、英國、葡萄牙以及中國走私商船徵收商稅，發放貿易許可證。《吳耿尚孔四王合傳》謂尚氏「凡鑿山開礦，煮海愎鹽，無不窮極其利」；「平南四十年積聚，所得外洋幣帛以百萬計」，因而有「平南之富，甲於天下」說法。[8]荷蘭人發現，廣州的藩王（平南王尚可喜）「緊緊控制那裏的貿易」，「對

7、海外貿易的興趣似乎越來越大；」[9]尚藩「准許澳門的葡人自由貿易和其他權利，正如我們獲得的信件所言以此讓其他願與中國貿易的外國人清楚，他們可以自由出入。」荷蘭人認為打通藩王關節，有機會在廣州建立正常的貿易聯繫，中國貿易之門正準備向他們敞開，「我們請求貿易之地，不在南京，而在廣州。」[10]因此連續三次派遣使節前往廣州和北京，力圖與中國建立貿易與外交關係，尚藩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一）施合德爾（FrederickSchedel）廣州之行1652年（順治九年）5月21日，公司下令大員長官費爾勃格（NicholasVerb

8、urg）和評議會船載貨前往廣州。次年1月20日，大員方面派快船Bruynvis裝載各種貨物和禮物，由商務員施合德爾（FrederickSchedel）率領前往廣東，試探那裏是否有生意可做，從而展開荷蘭人與以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為代表的清朝廣東官方的首次接觸。[1]《清世祖實錄》卷30〈順治四年二月癸未〉，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