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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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H09：A：　　《水浒》经过数百年的流传，影响愈加广泛，对《水浒》的研究也日渐深入和呈现多元化趋向　　仅就该书的主题而言，就众说纷纭，难以定论。对书中主人公之一的宋江，更是褒贬不一，忠奸各有所执，但不论其是辅国良臣、豪侠义士，还是乱世盗贼、虚情假义，有一点却是众多评论家共同所不得不承认的——宋江的最终下场是悲剧性的。乱臣贼子的肆意加害固然可憎，昏庸君王的怯懦不明固然可叹，但就蓼洼服毒自缢的悲剧性结局而论，不能不说是宋江执意愚忠的产物。正是这种性格上的缺陷构成了宋江人生悲剧的主要根源。本文就着重从文化思想人手，以梁山聚义为界通过宋江性格的多重性、矛盾

2、性，谈谈对宋江悲剧命运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大方。　　宋江悲剧命运的思想根源——儒家的“忠”和游侠的“义”之间的矛盾。　　要全面、准确的分析和把握宋江性格，就不能不对宋江的思想根源及北宋末年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首先，宋江身上儒家思想根深蒂固。　　自从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政策以来，儒生受到宠用，儒家思想逐渐被确立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成为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之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所以“忠孝仁义”、“天命论”、“人世”、“保境安民”等儒家思想在宋江身上一览无余，并且处处制约着宋江的

3、行为。　　《论语》有云：“夫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为之有也”，“故以孝事君则忠”。儒家认为，“孝”和“忠”是一致的，作为人子人臣，于“小家”应该尽人子之责，保持“孝道”，于“大家”则应该忠君守职，“孝慈则忠”，要尽“孝”，就不能犯上作乱，“孝”乃是“为人之本”。宋江登场，就是以“孝子”亮相，“那人姓宋名江……，在家大孝，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梁山聚义，行的虽是“义”，但想的却是“忠”，力促招安成功，尽人臣之职，为国为君排忧解难，“孝义黑三郎”就成了“忠义”黑宋江。忠孝仁义思想，贯穿其始终。　　《论语》又云：“死生由命，富

4、贵在天”。孟轲进—步补充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把“诚”说成“天道”，把对统治者的忠诚说成是由“天道”所决定的“人道”。在宋江看来，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是逆“天理”的勾当，“犯了弥天大罪”。招安成功，几经沙场，仍未得到朝廷重用，兄弟们大多心灰意冷，这时宋江又怨起自己命薄，“想我生来八字浅薄，命运蹇滞，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许多劳苦，今日连累众兄弟无功……”。诸多例子，举不胜举。　　在“忠”这个核心思想的引导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儒家又产生了“人世”、“保境安民”等一系列思想。要尽忠，忠于君王，忠于朝廷，就应该积极人世，求取功名，“学而优则仕”，为国家分忧解难，

5、做到勤政爱民。宋江“自幼曾攻经史”，儒家思想烂熟于心，即使身居乱世，奸佞弄权，也不忘人世为官，谋得押司一职，职位虽卑，但也能体恤百姓，常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后来人伙梁山，“保境安民”思想体现的更为突出，每次出兵，所过州县，秋毫无犯。每次攻下城池后，立即出榜安民，散粮救济百姓，儒家思想一览无余。　　但除了儒家所谓正统思想以外，宋江还深受游侠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游侠之风，始自春秋战国，而盛于秦汉。但从汉代起，由于儒生受到宠用，儒学上升为统治阶治国安邦之术，侠则屡遭爿际、打击，为统治阶级所不容。　　到了北宋末年，“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设除滥吏，陷害天

6、下百姓”，“满朝文武，俱是奸邪”，内有内患，外有外扰，广大老百姓生活在欺凌累加的社会最底层，生活动荡奔波，苦不堪言。张养浩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说得分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这种生活境遇下，一千多年来积淀下来的仇官心理使他们不再有依靠圣明天子，忠臣清官昔救天下的传统幻想。正是这种社会背景和下层民众的文化心态为游侠思想的复兴提供了契机，也为施罗(暂无定论，本文暂以施罗简称施耐庵和罗贯中）对宋江性格的塑造提供了依据，但只是只言片语，尚不足以为证。早在汉代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中就对游侠的特征做了归纳概述，“今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以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7、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趋人之急，甚己之私”。　　再看《水浒传》中对宋江的描写：“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为人仗义疏财。……平生只好结识江湖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底，无有不纳。……且好做方便，每每月滩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济人贫困，阴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18回)　　通过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宋江俨然是一副游侠风范。行文至此，细心的读者不免会问，儒家讲“忠孝仁义”，游侠尚“千里诵义”，同有一“义”字，是否说明儒家思想与游侠思想两者之间有共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