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披露规则下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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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制披露规则下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基于沪市上市公司2006年年报的实证研究方红星/孙翯【专题名称】财务与会计导刊（理论版）【专题号】F101【复印期号】2008年03期【原文出处】《财经问题研究》(大连)2007年12期第67～73页【作者简介】方红星，教授，博士，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三友会计研究所所长；孙翯，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大连116025)    　　一、引言    我国对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要求从2000年11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7号——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

2、披露编报规则第8号——证券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开始，其后又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修订稿)》、《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等。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06年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指引》要求一般上市公司披露董事会编制的(或由审计委员会编制的，经董事会审议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核实评价意见，同时《指引》对自我评价报告的内容及在注册会计师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表示异议时，董事会、监事会针对涉及事项所

3、作说明的内容做出了要求。《指引》的目的是通过信息披露监管来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内部控制，它与前期的政策法规注重防范市场风险而没有强调内部控制本身的完善相比有很大的进步。可见，我国与内部控制及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有关的政策规定正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可以说，《指引》的发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进入了强制披露阶段。    尽管我国针对内部控制的政策规定在不断完善，但对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因素的研究仍然处在初级阶段，目前对极少因素的分析，并不能反映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的全貌，同时，也并不能为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信息的使用者和监

4、管者提供足够的参考。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6年发布的《指引》为契机，选取2006年的沪市上市公司(非金融业)年报，观察其报表中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位置和披露的详细程度，分析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是否与公司规模、公司治理情况、外部审计和是否有交叉上市等多种因素的相关性，并用模型进行检验。希望本文能为认识决定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因素提供一些经验证据，也为上市公司信息的提供者、使用者和监管者提供一些参考。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企业是否提供了涉及内部控制的管理层报告以及提供内部控制报告的有用

5、性等方面。Raghunandan和Rama对《财富(fortune)》100强公司年度报告进行考察，发现有80家公司提供了涉及内部控制的管理报告[1]。McMullen、Raghunandan和Rama对2221家公司1993年年度报告进行研究，发现有742家公司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占所有样本的33.41％。他们还对1989—1993年的4154家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平均有26.5％的公司提供内部控制报告，而财务报告有问题的公司中，仅有10.5％的公司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小公司内部控制报告与财务报告问题的相关关系更为明确，他们认为财务报告有问题的公司不

6、大可能提供内部控制报告[2]。    国内学者中，刘秋明对2001年核准制下实施配股的34家A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现状进行分析，认为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缺乏统一要求，导致上市公司尽可能披露对其有利的信息，披露形式也不统一，导致信息使用者的成本增加[3]。李明辉、何海和马夕奎对我国1147家A股上市公司2001年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除4家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因中国证监会的特殊披露要求披露其内部控制信息较为详尽外，其他880家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上市公司中，大多数公司的信息披露流于形式，且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动机不

7、强[4]。蔡吉甫以2003年1251家A股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进行回归分析，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受到公司盈利能力、财务报告质量及财务状况是否异常的显著影响，即经营业绩好、财务报告质量高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披露内部控制信息；而财务状况存在异常的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力则明显不足[5]。杨雄胜等对我国内部控制的社会认同度进行研究，通过我国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认同度进行研究后认为，公司治理在我国仍缺乏应有的认同[6]。    　　三、理论分析    上市公司按照相关法规(如证券法规)和其他监管机构的规定披露的信息属

8、于强制披露的信息。福利经济学可以被认为是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福利经济学认为，信息可被看做一种公用物品，公用物品的特性是：公用物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