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操控中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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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操控中的彰显摘要：译者是在其所处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的操控下进行翻译实践活动的。但是，这种操控不仅包含被动操控，而且包含主动操控，它是翻译主体性受到压抑和获得张扬的对立统一。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其主体能动性不容忽视。本文通过研究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说明译者在受到翻译操控的同时也能彰显其主体能动性。　　关键词：翻译操控译者主体性徐志摩诗歌翻译　　　　一、引言　　根据操纵学派的理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能任意发挥其主观作用，许多因素制约着译者主体功能的发挥，如赞助商、意识形态、诗学、文化背景、知识水平、翻译目的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译者，所处的语境不同，便会有不同的意义趋向

2、和意识形态倾向，受着不同的权力话语的制约。但是译者是翻译的主体，是具有创造性的主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同时也能动地发挥了创造性。本文通过研究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说明译者在翻译操控中同样也能发挥主体能动性。　　二、翻译中的操控因素对徐志摩诗歌翻译的影响　　根据改写理论，翻译是最明显的改写形式，在特定的社会以特定的方式改写和操纵文本，以使其符合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目的。在翻译改写过程中，除了译者的意识形态、翻译认识和翻译目的外，译者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会直接影响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的意识形态和当时流行的诗学是影响译者主体性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徐志摩的诗歌翻译是以“五四”为背景的，这时候的一系列

3、革命运动和文化思潮运动，如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新诗运动等，无疑对徐志摩的诗歌翻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方面，白话文运动刚刚开始，现代汉语的发展仍不成熟，用白话文进行创作仍处于探索阶段，要摆脱中国传统诗歌语言，用白话文翻译诗歌已是不易，若要保留原诗韵脚，肯定会遇到更多困难。另一方面，外国诗歌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刚刚介绍到中国的，当时许多进步文人从事翻译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鼓励广大青年反抗腐朽政府的统治，投身于革命，追求新生活。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现代思想苏醒的时期，人的个性意识挣脱了封建思想桎梏而获得解放。受到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徐志摩的意识形

4、态表现为：敢于斗争，信奉自由，追求个性。　　新文学的建设者们主张挞伐中国旧文学，批判古文，批判孔孟，他们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引进现实生活，引向社会变革，这就决定了“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的选择。与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作品往往揭露和批判专制主义，反对人奴役人，反对民族压迫与掠夺战争，高举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的旗帜。当社会矛盾激化时，浪漫主义往往表现为把个人力量神秘化，在自我世界中寻找感情的寄托。总之，“五四”时期我国文坛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取向主要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与此同时，国内“五四”运动之后掀起的新文学思潮把对外来文化的需求推向了高潮，徐志摩自觉或不自

5、觉地根据国内文坛的价值取向，积极地加入到翻译和引介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工作中。　　三、译者主体性在徐志摩的诗歌翻译中的彰显　　虽然译者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下进行翻译实践活动的，但是其主体性不容忽视。译者主体性是指在忠实于客观翻译环境的前提下，译者从自身的主观感受、语言风格、意识形态、审美偏好及文化修养等角度对原作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的把握与再现，即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目的性等特点。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为译者对原作的理解、阐释和语言转换等层面的艺术再创造，而且体现在翻译的文本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译入语形式的选择、翻

6、译策略的操纵等方面。　　1.徐志摩在选择诗歌翻译文本中的主体性彰显　　通过研究徐志摩不同时期的诗歌翻译，不难发现他在不同的阶段选取的诗歌翻译文本是不同的，他的选材从最初的浪漫主义到中期的现实主义再到最后的悲观主义，从选择象征自由、热情、生命的题材到选择阴郁消沉、鬼怪和死亡的题材，从简单轻快的文体到复杂模糊的文体。徐志摩的诗歌翻译在思想主题上发生的显著变化，很难简单地理解为译者的随心所欲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译者有意识地追求，其中清楚地反映出译者主体性的增强。徐志摩在译诗选材方面具有极强的主观随意性，事实也是如此，他的译诗大都反映了自己当时短暂的情感与情绪，并在很多情况下带有售手拈来的

7、性质。　　笼统地用历史文化决定论来描述翻译现象无异于抹杀译者主体性，忽视译者的自觉选择和创造性。和所有的文学创新一样，徐志摩诗歌翻译在主题上的嬗变正是徐志摩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徐志摩的诗歌翻译也必然反映出徐志摩个人独特的翻译（文学）理念和诗歌翻译诗学。在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中，人们注意到一种飘忽不定的主观失控的特征：他有拜伦一样的荣傲，雪莱一样的激昂，华兹华斯一样的静穆，济慈一样的醉迷，并最终追随着哈代的宿命哲学而悲观地匆匆告别了尘世。事实上，徐志摩的这些矛盾心态在其译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