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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子的义利观与当代的文化建设自孔子区别了义与利，提出了义利两者的关系问题之后义利之辨”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争论从未间断过。在社会急遽变动时期，各种价值观涌现时，义利之辨展开得尤为充分。这在历史上，形成为先秦时期、宋明时期与近代的三次争辩高潮。当前我国社会又处在转型时期，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对待义利关系的问题又突出起来了。在政治、经济、哲学、伦理、科技、艺术等领域的重大讨论会上，都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尤其是要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非得把这个问题疏理清楚不可。本文想对“义利之辨
2、”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以及现时代的寻绎，作一番简要的考察。一、孔子义利观中的智慧当我们追溯“义利之辨”的源头，并重新反思，就会惊叹两千多年前的哲人所表现出的大智慧。义、利两字，古已有之。近有人对其以词源学角度来训诂，认为上古时代，义、利两字都与生产物的分配相关,“义”重在分予，“利”重在取得。由此可衍生为：“义”重在群体利益，“利”重在个体利益。孔子开始把义、利作为一对伦理范畴，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与行为。关于孔子的义利观，通常用“义利对立”、“重义轻利”来概括。笔者认为不恰当。因为孔子认为在一般情
3、况下义利是一致的，但有时也会有矛盾（下文详述)。显然以特殊来概括一般是不确切的。至于“重义轻利”说，更不确切。因为“重A轻B”这种表述，其含义往往是:肯定A否定Bo肯定义而否定利，这种绝对的观念至少在孔子的思想中尚未显现。简单地用“义利对立”、“重义轻利”来概括，会把孔子义利观中的智慧遮蔽了。那么在处理义利关系上,孔子的智慧表现在哪里呢？孔子在区别私利和公利的基础上,分别各种不同的情况来谈论私利与义,公利与义以及私利与公利之间的关系。现根据孔子的言论分别阐述之。(一）承认私利为人之所欲。在任何社会里,完
4、全排斥个人物质利益是不可能的。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这里所说的“富与贵”、“贫与贱”，显然指的是个人物质占有欲与社会地位欲，皆属私利也。(二）对于符合义的私利应该予以肯定。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富而可求”指的是不违背义的正当的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他甚至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泰伯)。这在当时是对正当的个人物质利益追求所作肯定的惊世骇俗之言。“邦有道”，国家治理有方’社会安定地向富庶方向发展，作为“士”为“谋道”
5、而入仕求职的机会甚多。如果仍处在贫贱的困境,那只能说明个人在修养水平、能力与努力程度上有欠缺，所以“士”以此为“耻”。当然在“邦无道”的情况下,又当别论了。(三）不求不义之私利。孔子不认为任何个人利益的追求都是正当的。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如果无所抑制地“放於利而行”，偏离于“义”，必然招致“多怨”（里仁)。(四）“义以为上”。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把“义”这一道德原则放在首位。不仅以“义”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并以“义”作为评判人们言论、行为是非的标准。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6、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君子应该自觉把“义”作为内在的道德准则，并通过外在的行为、语言表达出来。一旦背离“义”这一准则，而以个人的私利为轴心，考虑问题必然会“患得患失”，甚至“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什么勾当都会去做而无所顾忌了。正是从这一角度，是“义以为上”，还是“利以为上”，这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试金石。这就是孔子所谓“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里仁〉）。(五）见利思义。孔子把日常“见利思义”视为逐步达到“义以为上”境界的修养途径。他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
7、可以为成人矣。”（《宪问〉）所谓“成人”，即是完美的理想人格。要培养理想人格，就必须经常自觉地见利思义，即使长久过着穷困的日子,也不忘“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强调视、听、言、动都要合于礼,合于义,那么“天下归仁焉”,说的就是日常修养与理想境界之间的关系。(六）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公利应该置于私利之上，这是“义以为上”题中应有之义。“民利”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中占有相当的份量。孔子主张“所重：民、食、丧、祭”（〈尧曰〉）。在回答子张问出仕如何治理政事时,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
8、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同上)利民、惠民为治政五种美德之首。孔子与冉有谈论治国之道时,主张先富民再教民。“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在“富民”之后,还要加上“教民”，即既增加公众的物质利益,又提高他们的道德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完美的利民义举。(七）舍利取义。义与利也会出现矛盾，当两者不能兼顾时，孔子认为要舍利存义。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U卫灵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