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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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其影响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对雅乐的推崇、对胡乐的排斥以及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取向。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大唐盛世所带来的文艺繁荣和唐朝对外来文化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政策，另一方面因为杜甫具有较高的音乐素养和音乐鉴赏能力。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唐代音乐状况的一面镜子，对研究唐代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后世诗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1.“叔孙礼乐萧何律”——对雅乐的推崇清代刘熙载说过：“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的确，杜甫是一个心怀“致君

2、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的儒者，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在音乐方面必定崇尚儒家治国安邦的礼乐思想。杜甫也曾经历过开元盛世，在他回忆盛世情景的诗歌中，于《忆昔二首》其二中表明了他对开元盛世礼乐治世的向往：“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云门是周时六乐舞之一，相传为黄帝之乐，用于祭祀天神，是朝廷正乐。他对开元盛世的回忆也包括盛世时期的音乐，这当然只能是以云门为代表的朝廷正乐。在《夔州歌十绝句》其三中，他表达了对舜的乐曲箫韶的心驰神往：“群雄竞起问前朝，王者无外见今

3、朝。比讶渔阳结怨恨，元听舜日旧箫韶。”箫韶是周朝以来历代王朝在举行祭祀等重大仪式典礼时所用的典礼雅乐。杜甫对太平盛世时的宫廷雅乐的心驰神往和深深眷恋，在上面两首诗歌中表露无遗。儒家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乐是儒家六艺之一。礼乐教化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儒生的言行举止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杜甫的《进三大礼赋表》云：“顷者卖药都市，寄食朋友，窃慕尧翁击壤之讴，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杜甫困居长安的期间，穷困潦倒，依靠街头卖草药和在朋友处寄宿为生。但是心中仍然对儒家礼乐心

4、怀向往，遇到国家礼乐盛事的“郊庙之礼”也喜形于色，并形于篇章，在诗歌中反映出来，音乐的社会政治功能由此可见。天宝末年正月，玄宗祠太清宫、太庙，祀南郊。杜甫抓住了这个时机，作了三篇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献给玄宗。这三篇赋作中都有关于雅乐的描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杜甫认可朝廷正乐，认为雅乐是太平盛世的产物和象征，因此在三大礼赋中都花了一定的篇幅用来描写唐代帝王祭祀天地、先祖时表演云门、咸池等朝廷正乐的盛大乐舞场景，表现了杜甫理想中的崇高音乐境界。2.“仍唱夷歌饮都市”

5、——对胡乐的排斥在华夏大地上，作为农耕文明代表的中原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农耕文明远远超过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因此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有“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的感叹，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不仅礼仪发达，有“礼仪之大”“章服之美”，而且还有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在文化方面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而与之相对的夷狄则是不懂礼仪，而且也没有纲常伦理的野蛮人。人们根本就不担心夷狄可能会从思想文化方面征服华夏，只担心夷狄可能会从军事上对华夏国家政权构成威胁。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由盛转

6、衰，陷入了长久的战乱，士人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士人阶层对战乱较为一致的认为这是由胡人所造成的。初唐时期“华夷一家”的观念开始转为统治阶层和士人对胡人严加防范乃至敌视的状态。诸如“狂虏”“逆胡”这样的字眼也出现在唐人的诗文创作中。胡人安禄山、史思明发动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唐王朝为了平定叛乱，也曾向西域的回纥借兵助剿，并私下和回纥首领签订协议，平叛之后允许其抢掠平民，给平民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在长安亲眼目睹这一惨状的杜甫在诗文中严责胡人的文字颇为普遍，常以“胡羯”“胡虏”

7、“逆胡”“妖孽”等字眼蔑称安史之辈和回纥兵。杜甫诗中关于胡乱的文字极多，诸如：“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留花门》);“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挛”(《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百韵》);“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避地》);“乡关胡骑满，宇宙蜀城偏”(《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战争的深入和胶着，使百姓的苦难进一步加重。在这种情况下饱受胡人之蹂躏的汉人对胡人的厌恶与痛恨与日俱增，胡人音乐也就连带着受到排斥和否定，甚至连汉乐的胡化现象也受到满怀爱国热情的文人批评和指责。中唐时期的元稹

8、和白居易就对胡乐持批判态度，甚至将安史之乱的原因也归结为胡乐迷惑圣主。元稹和白居易都没有经历过安史之乱，对待胡乐态度尚且如此，杜甫曾身陷安史叛军占领之下的长安，亲身经历过安史之乱，见到“黄昏胡骑尘满城”(《哀江头》)的景象，杜甫排斥胡乐，这一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3.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取向据统计，杜甫现存诗文近一千五百首，其中涉及乐舞内容的诗文即有二百余篇。在描写音乐时，杜甫却往往用“悲”“哀”来形容，比如：“芳宴此时具，哀丝千古心。”(《同李太守登历下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