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学术传统定位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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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定位与诠释孙家洲、高宏达在梳理我国传统学术资源时，对若干沿用日久的学术概念，学人们有不同意见。但学术概念的定位与诠释，对于学术发展的影响是长期的，因此对其展开讨论，当然有其必要。其中，关于“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不同评价，就值得我们关注。刘梦溪、余英时两位先生有一篇对话，标题很醒目：《“经世致用”的负面影响》。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对话者对于传统学术在当下的命运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余英时先生的观点自有表述周备的风范，刘梦溪先生则对“经世致用”的负面作用，加以态度鲜明的批评：“这种传统过于看重学术的目的性，把学

2、术只作为一种手段，不知道学术本身也是目的。”他还指出，“经世致用思想也有负面影响，它也是造成中国学术不能独立的一个原因。”（参见搜狐网《读书·明报·大家大讲堂》、《和讯网》《读书·明报月刊》文丛的同题文章）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同观点的讨论，理应继续展开。“经世致用”的评价，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学术问题，可以从许多不同的层面展开，这恐怕不是几篇讨论文章就可以达成共识的；但“经世致用”在传统学术史的地位，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应该首先展开讨论。关于“经世致用”的基本诠释，学界往往以“学术思潮”或“学风”来做概括。如《辞海》的解释为“明清

3、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这样的定义，如果从突出明清之际学林风尚的历史性转折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在“明清易代”的现实冲击之下，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李塨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学者，力倡“经世致用”之学，使之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这批关注时政的大学者，在总结明朝灭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痛批明代儒林的学风空疏不实，对国家命运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如此强烈的反思意识，把学林风尚与国家兴亡直接对应的担当意识，确实是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特点与亮点。但是，以“明清之际”与“学术思潮”两个关键词来界定“经世致用”，显然

4、是不完备的定义。“经世致用”之学固然在明清之际的影响极大，但它并非一个时代的特色之学、专有之学。由明清而上溯，我们首先会发现，在必须面对时代巨变的南宋学林，也有“经世致用”思想的勃然兴起。在浙东学派中，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大力提倡经史之学必须经世致用，强烈抨击理学家奢谈“心性命理”的空疏学风。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在对理学的“空谈”发起猛烈批评的过程中，把经世致用之学与功利之学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了他们的思想特色，也奠定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如果仅仅从南宋、明清之际“经世致用

5、”大盛的历史片段立论，或许容易得出“经世致用”是应对现实刺激而发生的务实之学、功利之学的判断。其实，这样的判断，依然不足以论定经世致用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笔者愿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经世致用：其一，经世致用是传统学术经典中的精髓。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先秦时代的经典中，就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先秦诸子的学术主张有许多歧义，以至于后人已经习惯于按照“百家争鸣”的术语，来概括这一时期学派林立、观点各异的学界特点；然而，如果我们以俯瞰的视角来分析和总结包括儒学在内的各个学派的主要特色，并且尝试以最为简洁的语言来加以表述，那么，笔

6、者愿意把它概括为为人、为学、为政之道。其主要内容无不关注于讲究如何为人处世、如何研讨学问、如何治国理政以达于济世安民等。因此，先秦诸子均是“入世之学”（道家之流派中，有标榜逍遥、出世者，名家以思辨著称，似乎与“入世”有异，但其立学之核心，亦未曾逾越“入世之学”的大范畴）。他们投身学问的初衷、追求学问的目的，基本都是为了应对现实社会提出的问题，为了探讨家国天下的“经济之道”。先秦诸子的学问，就是经天纬地的大学问、济世安民的真学问。他们做学问，不曾把自己置身于世道之外，去追求所谓“纯粹的学问”，而是自觉地把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影

7、响或改造所处的时代，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不惜给自己压上一副沉重的担子。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承担意识”、“使命意识”，莫不来源于此。如果我们说，广义的先秦诸子之学，是我们传统学术的基石与经典；那么，我们就应该同时承认，“经世致用”既是构建传统学术体系的核心价值之所在，也是学术精髓与学术宗旨之所在。在“经世致用”的历史定位方面，我们同样不应该“数典忘祖”。以孔子、孟子、荀子为杰出代表的先秦儒学，本来就是充满着“入世”、“救世”情怀的学派。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春秋末世，整理古代典籍、推行社会

8、教育、实际从政、周游列国以宣传其政见，到了“席不暇暖”的程度，无一不是为了改变社会动乱的局面。孔子的经世致用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当时人形容他是“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对此形容的反应是“欣然笑曰：‘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魏晋之际的学者王肃对此有个注解：“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