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晚清翻译史》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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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本《晚清翻译史》的构思本文主要报告有关书写一本晚清翻译史的构思，该书是一项名为“翻译与政治：晚清翻译活动研究”的研究计划的主要成果。该计划是由香港政府研究资助局所赞助，为期2年。范围方面，这里所指的“晚清”，大概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下限延伸至“五四”运动前夕，所涉及的包括文学与非文学之翻译活动，但不包括外国传教士的翻译。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翻译的动机、模式以至影响，都跟中国人自己所从事的翻译活动很不同；二是这是一个很复杂而庞大的课题，应该单独处理。当然，一些协助中国人进行翻译

2、的洋传教士，例如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的傅兰雅、同文馆的丁韪良等，因为是属于中国人的翻译范围内，所以也包括在研究计划里。翻译史第一个需要回应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晚清翻译史?我们知道，最早出版的几本中国新文学史都辟有专章讨论翻译活动。陈子展1929年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及王哲甫1933年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都设有题为“翻译文学”的一章(陈子展1929：132—163；王哲甫1933：259—279)，不过，这情形在其后几十年出版的文学史里完全消失。如谢天振所说，翻译文学成为了一个“弃儿”，既不见于中

3、国文学史，也不见于外国文学史(谢天振1994：271)。但毫无疑问，大量的翻译活动确曾在中国晚清的历史时段出现过，产生过与其他文学(外国文学及本国文学)不同的翻译文学来。因此，我们必须把翻译研究视为一门独立学科来认真处理，而翻译史的书写，也能促进人们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的重写(VanHoof1991：1)。所以，我是极为支持谢天振要撰写翻译史的呼吁的。诚然，国内学者在最近已开展了对翻译史的研究。马祖毅(马祖毅1984、1999)、陈玉刚(陈玉刚1989)、陈福康(陈福康1992)、臧克伦(臧克伦1

4、991)、王克非(王克非1997)、郭延礼(郭延礼1998)、黎难秋(黎难秋1993)、李亚舒(李亚舒、黎难秋2000)等都写出了不同的翻译史，很具参考价值，特别是在资料搜集方面，更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于翻译史的时限方面，毫无疑问，晚清是翻译的大盛时代，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是在非常特殊的“场景”下开展翻译活动的：中国是在屡屡战败后被迫向敌人学习，从而寻求富强之道的。但那时候人们一方面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自傲自满，另一方面又要向外国人学习。这种纠缠不清的态度，使翻译成为了一种“暴力的

5、行为”(“Anactofviolence”，Hugo1865：18)，一方面是用来冲击固有的文化，以求达到改良改革的目的，另一方面是要小心翼翼，避免引起过大的反应，导致强力的反弹。结果，除了“翻译场”很特别外，晚清时期的翻译模式也与众不同，很有研究的价值。此外，正由于晚清翻译是由一种政治功利主义所推动，那么，要确立晚清翻译活动的意义，便得要理解晚清翻译如何对中国产生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德威曾提出过这样的一个说法：“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1996：43—50)他说的是小说创作，但在我们的

6、课题上，大概可以作以下的修改：没有晚清翻译，何来现代中国?这清楚显示了晚清翻译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值得深入处理。此外，这其实也带出了我们拟采用的理论架构：一种以译入语文化为主体的翻译研究，因为只有以此作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晚清翻译的真正价值才可能展现出来。以译入语文化为主题的翻译现究，是一种在7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出现，从比较文学研究过渡和发展过来的翻译研究。当中主要的理念是安德鲁·利弗威尔所说的“翻译并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translationisnotdoneinavacuum”，利弗威尔

7、1992：14)。那就是说，无论哪一位译者，由于使用跟原著不同的语言，面对完全不同的读者群，在不同的文化范畴下运作，受到各种各样主观的或客观的环境条件所制约，因而在翻译时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考虑，根本不可能翻译出跟原文一模一样的译文来。因此，传统那种以原著为中心、译文是极力描摹原著的观念，根本是站不住脚的。相反来说，翻译就是对原文的重写(areanipulation)。这是伦敦大学TheoHermans教授所提出的“操控学派”(ManipulationSchool)学说(Hermans1985)

8、。换言之，译者在翻译时会对原著作出各种各样的修正、改写以及整理，希望这渗有很大“重写”成分的“译文”，能达到他原来所设定的目标。由于译者和他的译文所面对的是译入语文化和译文读者，显然，他所设定的目标、他的改写和操控，都是针对着译入语来进行，跟原文、原文文化、原文读者以至是扯不上关系的。这样的一套理论架构很能配合晚清翻译研究。如前所述，晚清翻译是由一种政治功利主义所推动，因此，当时的译者便是本着一些他们所预设的目标来进行翻译，可以想象，他们的翻译活动的整个模式都受到这些目标所制约，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