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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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构主义的发展空间【编者按】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学者研宄的领域日益拓展、思考的问题逐渐深化，中国学者由主要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逐渐转向独立思考，在借鉴与反思中力图有新的理论建树，引入中国的视角，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鉴于此，《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自本期开始创设“思想对话”栏目，将陆续推出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思想交流与对话，展示他们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思考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流派的发展动向。本期刊发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系亚历山大•温特教授关于“建构主义的理论发展空间”的对话，希望广大读者能够从中得到启发，推

2、动建构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发PCO【对话背景】近半年来，我与亚历山大•温特在通信中谈到了关于建构主义研究仍然存在的一些学理空间和发展趋向问题。其中有两个方面比较有意思：一是理论层次的发展空间，二是理论内涵的发展空间。在理论建构层次方面，温特建构主义借鉴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化方式，集中考虑体系层面因素对国家行为体产生的作用。许多批评者都对这一借鉴提出质疑。有些学者试图在单位层面上发展建构主义理论，比较突出的是江忆恩(Johnston)的战略文化理论(Johnstonl995)和勒格罗(Legro)的组织文化理论(Legrol997)。这两个理论都是强调单位

3、层次的文化因素对行为体身份以及行为产生的重要意义。在思想内涵的拓宽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巴尔金(BarkinH，XX)。他在XX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自由建构主义和现实建构主义的分类，批评温特建构主义是典型的美国式自由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现实主义同样可以与建构主义进行协调的融合，并提出了现实建构主义的大概框架和研究内容。将建构主义与国际关系两大主流理论融合并试图建立新的理论，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因此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温特本人对此也很感兴趣。关于体系层次与单位层次建构主义问题，温特坚持体系层次建构主义。但我以为，建构主义在层次上的“回落”(或曰还原到单位层

4、次)是有道理的，因为国家身份的确定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是体系层次观念结构决定的。用一位中国学者的话说，就是“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章百家XX)0在建构主义与其他理论的融合方面，温特认为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因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包含了社会性内容。但我觉得如果融合可行，建构主义就只能保留其作为社会分析框架的地位，它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假定就失去不可通约的性质，因此它的国际政治理论地位就不复存在。另外，我提出了一个地缘一文化建构主义的概念，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层次上的不同路径问题，目的是可以发展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建构主义流派(如中国建构主义学派等)，可能有一定的开发价

5、值。现征得温特本人同意，将部分通信内容翻译整理出来，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以对话形式予以发表。(秦亚青)一、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的建构主义秦亚青：社会建构主义近些年来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很有学术意义的趋向，也显示了建构主义仍有着很大的学理发展空间。许多学者在分析层次和思想内涵两个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1987年，你在发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的论文时(Wendtl987)，强调的是一种社会性互动，亦即施动者和结构之间的互构。这主要是一种双向的活动。比如奴隶和奴隶主的身份互构，因为不是因果关系，所以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奴隶、奴隶主和奴隶制三位一体

6、，相互建构，相互依存。但是在你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Wendtl999),我觉得虽然你说你的体系理论同样是重视互构的，但相互建构却基本上变成为一种单向建构，即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国家之间的互动则成为次要的内容，温特建构主义以体系理论为主，因而也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温特：我同意你的说法。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自上而下的向度是我的理论的主导向度，单位层次的因素因此受到了压抑。我在1987年的论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中强调的更是一种互构互动的关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提出的是体系理论

7、，不是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所以，我有理由强调体系层面的理论建构，强调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正如我在书中说的那样：“在这本书里，我的兴趣在于国家间(或曰‘国际’)体系的结构及其产生的影响。所以，我将采用‘体系理论’来研宄国际关系。”(Wendtl999:)秦亚青：但是，一些批评者认为，如果没有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也就没有身份政治可言。比如，齐菲斯(Zehfuss)在她XX年的著作《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中，批评你的理论是没有政治内容的身份/认同理论(ZehfussXX)。她说，温特认为国家的自生身份，即由国内政治形成的身份，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是先于国际体系的，是

8、外生的和给定的(ZehfussXX:)。据此，她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