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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武帝与《诗》(夏增民)
2、第1 汉武帝“内兴制度,外事四夷”,为千古名帝。人多习知其雄材大略、多欲奢费、残酷无情的一方面,孰不知,武帝虽尊为皇帝,在威严冷面的背后,也有着一颗生动活泼、多情善感的心。他喜辞赋、爱歌舞、好游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不是表现在政事上,也不仅仅表现在生活上,而且也表现在《诗》上。《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武帝学诗、读诗、品诗、作诗,一方面乃制度兴作,一方面则舒志怡情。
3、“诗”之与武帝,可谓关系深厚焉。一景帝之世,黄老思想、刑名之学在政治上仍占主流。但是,对于太子刘彻,却酝酿着改变,他的老师是著名的儒生、身受“鲁诗”大家申公亲传的王臧,《汉书·儒林传》云:兰陵王臧既从(申公)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此当即为武帝师之证。武帝幼时既已受诗教,而其在为太子前,受封胶东王。据钱穆先生讲,在西汉前中期,存在两个学术中心,一为河间为中心的经术中心,一为以淮南为中心的辞赋中心,“词赋之学,近源吴梁,远溯齐楚,以南人之巫风,泽海国之仙思,其学亦东方齐鲁之支流与裔”(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
4、年版,第83-84页)。而据《汉书》,文帝子梁孝王也喜文辞诗赋,身边有邹阳、枚乘、严忌子诸人,皆文辞之士,梁国诗赋亦盛。梁、楚乃长安与胶东国间要道,胶东近于此辞赋中心,可以试想,武帝与胶东国关系或极密切,受其文化熏陶也是理应必然,史称武帝“好文辞,向儒术”,信然(《史记·封禅书》)。《诗》,是儒家《五经》之一,为儒学元典,不仅蕴含着儒家重要的政治思想,也可以“兴、观、群、怨”。武帝自幼受教于《诗》学大家,其思想受儒家影响极深也是当然,武帝一朝,立明堂,建封禅,行郊祀,改正朔,莫不因于此。一方面,武帝甫即位,王臧即上书宿卫,
5、武帝以王臧为郞中令,以其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并征申公,欲进行政治改革,但因窦太后反对而暂时失败(见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虽然如此,但建元元年“罢申、商、韩非、苏秦、张仪”诏以及征贤良文学对策则是实行了的。是故,中国政治思想至武帝时为之一变,使儒学思想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与武帝自小学《诗》、受诗教、向儒学有很大的关系。《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班固述武帝之功,其一即为“作礼乐”(《汉书·武帝纪“班固赞曰”》)。礼乐乃儒家之重要内容,也是儒学参与政治建构的
6、重要组成部分,“诗、赋、颂”则为其表现形式。史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汉书·礼乐志》)礼乐作为政治制度在汉武帝时树立起来,诗赋为之一盛。郊庙歌辞“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
7、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乐府诗集》卷一)诗赋缘饰政治,非武帝之提倡而不能为,果真为武帝之功。武帝自己说:“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兴礼乐,建郊庙之歌颂,亦可为武帝自信精神之表征。是故武帝受诗教,对其政治思想是影响到了的。二武帝爱诗,故亲近诗赋之士,从而影响到政治制度的改易。武帝即位之初,就集文学赋士于周边,与之游历,从而在皇宫内形成内朝。试看武帝朝亲幸者:司马相如自不待言,乃汉赋大家;严助“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
8、《汉书·严助传》);朱买臣被“召见,说《春秋》,言《楚辞》(《汉书·朱买臣传》);终军“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汉书·终军传》);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汉书·外戚传》);至于枚乘,“梁客皆善属辞赋,(枚)乘犹高。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乃得其孽子(枚)皋”(《汉书·枚乘传》);枚皋“为赋颂,好嫚戏”(《汉书·枚皋传》),以是大为贵幸。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赋家,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兒宽赋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
9、庄葱奇赋十一篇。内朝官中多有赋家者。文学辞赋之士形成中朝之后,成为武帝亲幸的政治势力,“上令(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汉书·严助传》)。武帝依靠诗赋之士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自己的抱负和思想得以伸展,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更,那就是,中朝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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