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情”与“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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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徘徊于“情”与“志”之间《文心雕龙．明诗》是古代诗歌文体学的开山之作。它总结了到刘宋时期为止的各个朝代的诗歌创作及发展规律，并揭示诗歌各有其风格、特点，可以根据作家的才性及个性不同而有所偏重，提出文体风格论的远见卓识――“华实异用，唯才所安”，近似于现在所说的文体风格的一致性与作家风格的多样性的统一。他还注意到创作之“难”与“易”的辩证关系，提出“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意即文学创作应重视表现作家个性。《明诗》对五言诗演变过程的论述尢为精辟。因此，《明诗》在诗歌理论的建树方面可谓大矣。但是，《明诗》存在一个明显的矛

2、盾，刘勰想要“明诗”，自己就不得不面对当时南北朝“诗缘情”与正统文学观“诗言志”的差异，他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到底诗歌应该“言志”还是“缘情”，情与志哪一个更重要？阅读《明诗》，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很棘手，他的话语暴露了他的立场，他提出诗歌要“感物吟志”――其实就是既要言志又要抒情。但是他到底没有回答情与志孰轻孰重的问题，可见其实他是游移不定的，他自己就徘徊在言志与抒情之间。《明诗》的中心思想宣扬诗歌要“感物吟志”，我们可以看出刘勰首先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他同时强调诗歌“持人情性”、“顺美匡恶”的社会作用，也就是说：诗歌，

3、就是要表达情志，就是扶持端正人的情性。但是同时他又强调人的自然情感取向，“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但是“持人情性”是诗歌艺术特点所起的作用，从正面来说，诗歌可以熏陶人的善良之性，反之则会诱发人的邪恶之情。因此，诗歌只能通过歌颂美德和谴责邪恶来“持人情性”。但是，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感情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一经外物刺激，发生感应而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明诗》中“赞”所说的“民生而志，咏歌所含”说的也是此意，人生而具有各种感情，诗就是要表现这些情感的。由于刘勰论文论诗，一贯以“征圣”、“宗经”为主导思想，论

4、者很容易据此简单地下判断：《明诗》“感物吟志”就是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但是，我们仔细考察全文，不禁要把这个论断打一个问号：《明诗》“感物吟志”说仅仅是继承诗言志的儒家诗学纲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看看刘勰之前出现的关于诗歌理论的流派（言志与缘情），最后再看他的“感物吟志”与“诗言志”两者之间的关系。（一）言志与缘情：一个硬币的正反面“诗言志”在先秦就获得各家普遍的认同，当时的争仪只是在于对“志”的不同理解。在此，我们要考察“诗”在《文心雕龙》中的概念，然后再追问“志”究竟有什么含义？在刘勰之前，关于“诗”字，古训有三：一

5、训承，《礼记．内则》中说：诗负之。郑玄注云：诗之言承也。二训志，《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用来表达人们的意愿志尚，歌可以延长语音和声音的韵律，韵律则可以使声音和谐）。三训持，《诗纬．含神雾》：“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而《明诗》的第一段，基本概括了这三种意思：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刘勰的这段论述，既继承了传统的文学观，又吸收了魏晋物

6、感理论，折衷倾向十分明显。因此，郑玄《诗谱序正义》总结诗歌的这三种意义时说：“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承君政之善恶，述已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志”是一个核心观念，对于它的含义的不同理解，便会有对言志说不同的发挥。“诗言志”所谓“志”在庄子就是所谓“得志”说，他把志分为“非轩冕之志”及“轩冕之志”，而当时孔子的学生则把志理解为“志向”来看。最能体现儒家的文学观念是孔子的一句话：子曰：诗三百，一言以校风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所谓思无邪，就是思想纯正。孔了用“思无邪”来高度概括评定《诗

7、经》，不仅仅是他对个别作品的要求，而是他对诗的整体的要求，反映了他的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诗学观。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诗学观，在对待不同音乐的态度上也表现出来了。雅乐韶“尽美矣，又尽善也”，“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它合不合乎礼，礼是最高的人伦道德准则，诗与雅乐就是最高的人伦道德（理性）的显现。而诗歌活动作为“无邪”的思想体系就成为社会组织和管理中的重要因素，必须有利于“家”与国的组织与管理。到了汉代，志的概念的外延越来越窄。当时的儒家学者继承荀子的理论并把志的概念进一步缩小，表现在对《诗经》的重新阐释和评价上，他

8、们把普遍的民间情歌，上升到“用之邦国”的纲上，强化了志的理性内涵同时又缩小了它的外延。这样，“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俅。”就被理解为歌颂“后妃之德”。在热衷于社会政治的儒家那里，这种理性和理想主义又有了更强烈的政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