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主义与德意志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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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封建主义与德意志王权西欧封建主义确认国王为最高封建宗主，因而封建关系的成长逻辑上不会不利于王权的强化。德国学者基米尼希指出：“在英国和法国，封建制度使王权得到加强。其实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位于封建金字塔之顶的正是国王，封建法绝非包含会导致权力分散化的固有的发展趋向。”[1](P84)然而事实上，德意志王权却是伴随封建主义的发展而不断走向衰落的。10—11世纪的德意志王权是当时西欧最强大的王权，贵族与王权的密切合作是这一强大王权的支柱。但德国封建主义的发展改变了王权与贵族的原有关系，使王权不断面临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并走上一条不同于英法的“

2、特殊之路”(SonderTeutonicorum)的国王，与萨克森王朝对抗，他推行独立的意大利政策，完全控制着公爵职位的继承权。虽然10世纪的公爵们与萨克森王朝间在整体上保持政治合作关系，但这种关系完全以现实的利益为转移，并不受所谓“封建”关系的约束，奥托一世时期公爵们的几次叛乱活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在康拉德二世统治时期的11世纪前半叶，德国贵族集团内部的封建金字塔仍未真正建立起来。1027年士瓦本公爵进行反叛活动，当争取士瓦本伯爵们的支持时，伯爵们却强调自己是自由的，并认为国王就是这种自由的最高捍卫者，因而拒绝支持已经威胁到自己自由的公爵

3、而支持国王。这说明，公爵与伯爵之间尚无封建关系即封君封臣关系。伯爵与国王之间也没有这种关系，在伯爵的心目中，国王只是其自由的最高捍卫者，而不是封建等级之首[3](P79—80)。奥托一世的政策是通过使教会紧密依附于王权来建立集中化的政府。在这种政府构建中，奥托视公国和伯爵领为国家行政区而非采邑，视公爵和伯爵为国家公共职位而非封臣。他努力维护的是加洛林王朝时期的非封建政府的概念，这种政府依靠国家行政原则而不是封建等级契约进行管理和统治。因此布洛赫认为：“在‘封建化’远不像法国那样深入和均衡的德国，王权在比法国王权长久得多的时间内一直遵循着加洛林

4、模式。”[6](P426)11世纪以前，德意志王权与教会间只有行政控制关系。国王把大量财产和特权赐与教会，进而将各级教会机构作为国王直接控制下的国家管理机器，大量高级教士成为国王的高级官吏，这一时期的德国教会制度遂有“帝国教会体制”之称。当然，11世纪以前，德意志王权也开始具有某些“封建”的外观，这也是事实。亨利一世经过与公爵的有节制的斗争，赢得了一些公爵对王权的臣服与效忠。在奥托一世的就职典礼上，几大公爵共同向国王表示臣服与效忠。特别是萨利安王朝的康拉德二世开始有意识地将封建法引入国家管理，有论者认为：“他是第一个并且长期以来也是惟一一个我

5、们可以视作自觉地推行封建政策的德意志国王。”[4](P239)康拉德试图在王权与中小贵族之间建立封建联系，为此他于1037年颁布法律，保障所有采邑拥有者的地产和采邑继承权[7](P395)。但他的封建政策并没有延续下来。萨克森王朝和萨利安王朝初期的统治者通过帝国教会体制和对世俗大贵族的有效控制，建立起当时西欧最强大的王权。他们在政治上是成功的，但成功中也潜伏着严重隐患，其中主要是：1.11世纪以前的德国王权整体上并无制度创建。奥托政府主要通过个人权威和家族政治以及大量恩赐维系教会贵族和世俗大贵族对王权的忠诚。教、俗贵族对王权的臣服和忠诚往往以

6、自我利益的得失为转移，并不受某种原则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在雄才大略的奥托一世时期竟接连发生公爵叛乱的缘故。建立在个人权威和家族政治以及王室恩惠基础上的权力平衡，显然是脆弱的。2.王权与公爵、伯爵以下的所谓自由贵族相脱节。11世纪以前的德国是以自主地产为主导的社会，拥有广大的自主地产的贵族，与国王、公爵和伯爵之间不存在“封建”的约束关系，他们是所谓自由贵族。不仅国王没有在王国范围内建立封建宗主权，公爵、伯爵在各自统辖的区域内也未建立封建宗主权，自由贵族有较大的空间扩充实力。萨克森王朝在整个10世纪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何解决公爵对国王的威胁上，结

7、果公爵的权势受到有力打击。萨克森王朝基本消除了公爵对王权的威胁，但公爵权势的衰退也为大量自由贵族的成长开辟了更宽广的道路。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这些自由贵族的利益、特权和实力也随之日渐增长。这些贵族的经济社会活动并不是依托王权或某一级大贵族，而是独立进行的，所以他们的独立意识很强。3.“帝国教会体制”一语，也只是表明教会贵族对王权的直接依附，这种依附关系是加洛林王朝时期教会依附王权的进一步发展。从制度上看，教会依旧自成一体，并未真正融入政府框架。一旦王权与教会间的关系重新界定，教会不仅会脱离王权的控制，而且其强大的物质实力为自身的独立提供了

8、重要基础。德国封建主义的显著发展是在11世纪中后期，具体地讲，是在德皇亨利四世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之间爆发所谓“主教授职权之争”的时代。诚如巴勒克拉夫指出的那样：“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