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言谏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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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朝的言谏监督制度唐朝建国后，君臣很重视总结隋朝二世灭亡的教训。公元618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给唐高祖李渊的谏书中说：隋后：为什么失掉天下呢？问题出在隋炀帝“不闻其过”。当时非无直言之士，而是由于“君不受谏”，“穷侈极欲，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脑涂地，户口减耗，盗贼日滋，而不觉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李渊读了这份谏书，认为“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谅足深戒”。唐代自李渊起，就重视“开直言之路”，武德四年正式设氍谏议大夫。唐太宗时增设谏议大夫至4人。唐玄宗复以谏议大夫属门下省，并重申左、

2、右补阙和左、右拾遗各2人，左属门下省，右属中书省。唐肃宗时，“制谏议大夫论事，自今以后不须令宰相先知”，并规定中书、门下两省的“谏官十日一上封事”。　　谏官“职在谏诤”。“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见《说苑臣术》)谏议大夫“掌谏谕得失，侍从赞相”。“凡谏有五：一日讽谏．二日顺谏；三日规谏；四日致谏；五日直谏。”《唐六典》上解释这五谏的意思为：“风之以言，谓之讽谏”；“其所不可，不敢逆而谏之，则顺其君之所欲，以微动之”，谓之顺谏；“陈其规而正其事”

3、，谓之规谏；“致物以明其意”，谓之致谏；直言君之过失，必不得已然后为之者，谓之直谏。　　补阙、拾遗也是谏官。《唐六典》称：“言国家过阙而补正之”，所以名为“补阙”官；“言国家有余事拾而论之，故以名官焉。”这两种谏官都“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民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尽管补阙、拾遗资品极卑，但“其选甚重”，故这两种官享有谏议大夫的特权，都由皇帝直接任命。唐宪宗时，自居易任左拾遗，他在一折上疏中，对这七品芝麻官的职

4、掌和心态作了详尽的叙述：“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忧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下不忍负心，上不忍负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见，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在唐朝的290年间，谏诤制度的推行，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君主纳谏，谏官敢言。凡君主比较开明，为政廉洁，虚心纳谏的，就必然有众多的敢言之臣，反过来促进廉政，国

5、家振兴。如太宗“贞观之治”时期，就是如此。“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唐朝在政治、经济和财政上极度困难，唐宪宗李纯不得不大开直言之路，认真听取批评意见，虚心采纳合理意见，一度出现了“元和中兴”的形势。二是君主拒谏，谏官遭殃。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谏官则投靠权相和宦官，自身破坏谏诤制度。三是君主纳言，而不用其言，或为我所用。如唐高宗、穆宗、敬宗、懿宗诸朝，都是这样。当然，总的说来，封建统治者的纳谏都是有条件的。唐太宗就说过：“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得尽诚规谏，至如龙逢、比干，竟不免孥戮。为

6、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训之，然颌下有逆鳞，触之则杀人，人主亦然。”太宗以龙喻君主，规谏如驭龙，顺者昌，逆者亡，讽谕一旦触痛“逆鳞”，则遭杀身祸。这证明再开明的皇帝也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听取批评意见。武则天夺得皇位并借用监察权巩固自己地位之后，也开始重视纳谏了。公元686年，她命“置匦四区，共为一室，列于朝堂。东方春色青，有能告以养人及劝农，可投书于青匦，铭之日延恩。南方夏色赤，有能政谏论时政之得失，可投书于丹匦，铭之日招谏。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陈抑屈，可投书于素匦，铭之日申冤。北方冬色元，

7、有能智谋者，可投书于元匦，铭之曰通元。宜令正谏大夫、补阙、拾遗等一人充使知匦事。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即进”。其实，武则天称帝期间，对谏官采取的是实用主义，不管所言有无道理，只要对武氏专政有利就采纳，反之则不纳谏。在这种情况下，谏官尽管也有公正直言的，但相当多数的谏官投机拍马，不尽其职，甚至充当大兴冤狱的帮凶。有的谏官虽不称职，但还有点气节，对“倾巧取媚”者采取蔑视的态度。如武则天时的宰相杨再思“为人巧佞邪媚”，自称“世路艰难，直言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哉”！在长安末年，武则天心腹张昌宗为法司所鞫，

8、司刑少卿桓彦范断案，判应撤张昌宗的职。张昌宗不服又抗表称冤，武则天也有意要给张昌宗复职，遂廷问宰相：“昌宗于国有功否？”杨再思对道：“昌宗往因合炼神丹，圣躬服之有效，此实莫大之功。”武则天听了“甚悦”，张昌宗竞得复职。为此，左补阙戴令言作《两脚狐狸赋》来讥刺他。杨再思闻之甚怒，把戴令言降职为长社县令，而满朝文武对杨再思的无耻行为却愈加嗤笑。唐玄宗李隆基执政的45年中，开元初年较重“求直言”，“纳谏净”，使国家又得以治理，形成了“开元盛世”。但从开元中期以后，玄宗讨厌进直言者，往往降罪于进谏者，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