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曼_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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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双败——读《文化、权力与国家》本文所使用的版本是（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古代中国，由于帝国的广袤与管理成本的限制，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与控制十分有限，各朝代政权较为健全与正规的系统设置实际上只达到县一级。一般承担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管理职责的是由族长、乡绅和地方名流组成的地方精英，国家通过这种非制度运转实现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中介，地方乡绅平衡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利益，起着“

2、缓冲”和“制衡”的作用。秦晖教授将这种理想的以乡绅为主导的治理体制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此种治理模式对维护帝国统治以及改朝换代时期的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学者认为这也许就是中国历史王朝不断更迭，而社会发展却维持了比较稳定和连续的状态的根本原因所在。纪程.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75-80。虽然关于此种“乡绅社会”模型

3、的解释范围以及其与史实相符程度受到不少争议，但它依然有助于理解我国传统社会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然而，在20世纪上半期的华北农村，一系列浩浩荡荡的“国家政权建设”运动却深刻地改变了原先的“乡绅社会”，从而改变了此前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正是通过对这一时期华北平原六个村庄的全面考察，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详细论述了国家权力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说明了文化因素在国家政权现代化过程以及乡村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作者也通过分析此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现象，

4、说明国家政权现代化企图以及乡村社会发展的双败，从而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创造了条件。此书研究采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惯调》”）以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调查。采用的分析方法则是将历史学历时性的叙述与社会学共时性分析结合起来的社会史研究方法。作为一本在“国家—社会”框架下研究我国乡村治理的著作，书中提出和分析的“国家政权建设”、“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内卷化”、“经纪统治”等概念和理论对我国相关领

5、域的研究影响深远。乡村社会权威来源：权力的文化网络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离不开一定的权威基础。乡村社会中的权威是如何产生的？国家与乡村社会沟通渠道难道只有地方精英们吗？作者认为，“乡绅社会”模型并不能够完整地解释封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这一体系不仅应该包括绅士控制之外的国家与乡村联系的各种渠道，而且应该包括大众文化中国家的象征及其他因素。”由此，作者提出了本书的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在书中对此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在我的理解中，文化网络以在乡土社会生根发芽并发展壮大为乡村居民普遍认同的“大众文化”为依托，由乡村社会中

6、各种组织体系（它们往往能够掌控乡村社会的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资源）以及非正式人际关系网络构成，乡村社会的权力则趋向于坐落在各种组织的交叉点（即作者所说的“文化网络的中心结”）上。作者认为，掌控各种资源以及感性象征的文化网络不仅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威合法化的见证者，也是沟通乡村居民与外界世界、封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渠道。作者在第一章中通过对文化网络构成要素——祭祀制度与水利组织的分析，说明了“乡村权威产生于代表各宗派、集团及国家政权的通俗象征的部分重叠及相互作用之中。”正因为如此，文化网络也成为了乡村各种势力激烈角逐的大舞台，争取

7、使网络中的舆论与权威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总之，“权力的文化网络”将帝国政权、绅士文化与乡村社会纳入了一个共同的框架，将权力、统治等抽象概念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体系联结起来，以揭示地方社会中权威的产生过程与表现。“文化网络强调对组织系统中权力赖以生存的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它不只是角逐权力的场所，也不只是接近各种资本的工具，它还是正统和权威产生、表现及再生的发源地。”因此，传统的乡村领袖必须遵照文化网络中习惯法的要求，为乡民谋取利益。例如组织祭祀事宜、充当乡民借贷和交易的中人、保人，主持兴修水利，为贫穷村民垫付摊款等等。由此建立起自

8、己的村际威信以及自己的支持体系，成为他在其他组织中建立权威的资本。而国家也需要借助文化网络中的象征因素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寻找基础，在关于华北乡村“关帝”崇拜解释权的争夺的精彩论述中，尤为体现了这一点。在后面的四、五、六章中，作者对六个村庄权力文化网络中的宗族组织、宗教组织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