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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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方数据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政治学研究寻求国家与乡村之问的有效衔接——基于农民利益表达的历史考察刘志民杨友国内容提要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无法直接面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主要依赖脆弱的士绅轨道传递进国家政治体系；随着士绅轨道的周期性淤塞，封建皇朝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治一乱”的怪圈。民国时期，政权建设运动过于注重国家权力的单向下沉，而忽视了农民利益表达轨道的建构，最终走向了失败的命运。人民公社时期，高度集权的全能政治体系遮蔽了制度化表达轨道，最终也只能在各种农民的反向表达中逐渐失去了合法性而走向瓦解。在现阶段，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尽管存在种种问

2、题，但仍然存在建立国家与乡村有效衔接的契机。关键词农民利益表达国家乡村刘志民，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210095杨友国。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210095按照亨廷顿的理解，现代政治体系的标准主要包括权威合理化、结构离异化与大众参政化三个方面川。实际上，权威合理化与结构离异化就是现代民族一国家的建构，意味着国家权力轨道的向下扩展；而大众参政化就是现代民主一国家的建构嘲，意味着公众民主参与轨道的向上铺设。这与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双轨政治的平衡架构不谋而合。这样，乡村政治现代化的命题就转换成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轨道与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轨道来实现国家与

3、乡村的有效衔接。其中，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又可以划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的参与：一类是支持型参与，旨在提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支持，往往以动员式参与的面貌出现；另一类是表达型参与，旨在实现公民面向国家政治体系的要求输入，利益表达就是此种参与的典型。相较而言，表达型参与更能体现民主政治的本质——保障并实现社会公众的权利。故而，公民的利益表达也就成为了建构自下而上民主参与轨道的核心内容。而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绝对的主体阶层，农民利益表达也就成为了实现国家与乡村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开启于百余年之前的乡村政治现代化进程往往偏重于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扩展的单轨衔接，相对忽视自下而上的农民利

4、益表达轨道的建构，以至于国家与乡村之间始终无法达成稳定的双轨衔接结构。一、士绅轨道的脆弱：封建皇朝治乱循环的症结在传统封建社会，国家与乡村总体上处于一种“相对分离、国家至上”的关系格局。所谓“相对分离”就是指由于受到交通、传播等条件的限制，国家与乡一115—万方数据-寻求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村之间仍然有着一定的距离，代表皇权的帝国官僚政治体系很难渗透至乡村基层行使正式的国家治理权力。正所谓“皇权止于县政”，传统皇权帝国一般实行郡县制，行政机构设置只到县级衙门也就停止了，县级以下则是由宗族、乡绅、习惯和传统礼治支撑的地方共同体“自治”。早在20世纪初，马克斯·

5、韦伯就提出了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观点：“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的减弱，乃至消失。”[31费孝通先生也认为，传统的皇权政治轨道“只能铺设到县衙门口就停了，并不到每家大门前或者大门内的”【4J。但是，这种帝围与乡村的“相对分离”又是以“国家至上”为基本前提的。这里的“国家至上”并不意味着皇权帝国对乡村的有效渗透，而是近似于皇权帝国以一种整体完全压服在乡村这另一整体上面。换言之，乡村必须以一种整体的状态臣服于皇权之下，满足争权帝国的刚性需求，在这个前提下才可以谋求其内部的自治空间。这种“国家至上

6、”的理念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皇权帝国对乡村拥有税赋、徭役等资源性汲取权力；二是，皇权帝国要求乡村绝对臣服的统治秩序要求。可见，皇权帝国仍然在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方面保持着一种非对称优势。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乡里制度逐步演变为职役制，帝国皇权对于乡村的控制也随之得以进一步加强，帝国的横暴权力对农民日常生存构成的威胁也愈发严峻。在这一格局下，农民一般是无法直接面向围家政治体系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即使有限的法律诉讼也只是帝国皇权维持其专制统治秩序的工具，而非以保障底层农民利益为基本目标的。这一点可以从古代中国法律“重于刑法，而轻于民事”的特点得以印证阁。绝大部

7、分农民的日常生存利益必须依赖乡村内部的利益协调机制予以保障。一方面，以传统的家庭、宗族等血缘组织为中心建立起一种基本的生存利益保障机制。在以同居共产、父子一体、夫妻一体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家庭中，任何时候成员都必须无条件满足家庭、家族共同体的义务要求，例如：服从父权、增进家财、忠于家人等。而作为回报，其成员可以获得家庭、家族等血缘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保障。特别是作为家庭组织的外延——宗族为了保障其利益协调和责任担当功能，一般会存在族田、族产等共同财产，既可以满足日常的宗族公共生活需要，例如祭祀等，也能保障宗族权力的运行，对其成员施加足够的影响，例如成员之间相互接济的义务

8、、贫困家庭获得族产资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