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民社会和国家法团之间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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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公民社会和国家法团之间寻求平衡在公民社会和国家法团之间寻求平衡　　NGO（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组织，泛指那些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具有一定公共职能的社会组织。它发源于西方社会并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频繁出现在中国媒体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对公民日常生活控制的消解、公共交往空间的扩大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各种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不仅在数量上呈爆炸式增长，而且越来越多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在中国式NGO逐渐成为一种现象的同时，一股NGO研究的热潮正悄然兴起。公民社会和国家法团主义是从宏

2、观上理解中国NGO的成长轨迹和未来走势的两个重要的相互竞争的理论模型，它们不仅是两种观察的视角，同时也具体表现为施加在每一个中国民间组织上的两种不同的无本文由.L.收集整理形期待和压力。　　一、中国NGO发展现状和研究概述　　目前，中国的NGO按照其依法登记的形式，可区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种大的类别。这三种形式的NGO是官方授权认可的具有合法身份的组织。根据国家民政部门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社会团体23.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8.8万个，基金会1780个，总计42.5万个。[1]然而事实上，我国的NGO总数远不止于此。除了

3、这三种官方组织之外，在广阔的城乡范围内还存在着为数众多、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在民政部门登记或者在工商等其他部门注册的民间草根组织。一般而言，这些组织大多由民间个人发起创建，其组织架构、资金来源、人员招募等都由组织自己筹划运作，独立性较强，但由于法律政策环境的制约和合法性的缺失，这些组织往往面临着社会资源不足、专业能力缺乏、社会监督乏力等种种困境。[2]民间草根组织由于登记注册的限制，很难把握其总体规模。据学者估计，其总数大约在300万个左右。[2]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中国的民间草根组织虽然仍处于萌芽阶段，自身能力相对较弱，但仅从其规模上来看，它已发展成为一股

4、不可忽视的力量，并展现出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自主运作发挥公共职能的第三部门的潜质。　　中国式NGO的破土而出催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总体而言，当前的中国NGO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领域。由于各个领域在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当前的研究大致可分为政策取向的规范研究和基于观察的实证研究。前者包括对民间组织的评估体系、战略规划、法律政策环境等问题的讨论，致力于通过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推动中国NGO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的改善。后者在方法论上更接近于社会学，以解释问题而非解决　　问题为其主要任务。后一类的实证研究进一

5、步又可细分为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分析。宏观层面的研究倾向于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中探求中国民间组织的制度特征和品格。如贾西津通过分析对比中西公民社会的演化过程，提出中国式NGO发育的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和合作型的三条路径。[3]高丙中从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合法性的理论引申出一组分析社会兴起和运作的操作概念，分别从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释社团何以能够在与法律不一致的情况下正常的存在并开展活动。[4]康晓光等提出了行政吸纳社会这一概念来概括当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他认为尽管在改革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离，但国家对

6、民间组织的干预和影响仍无处不在。[5]在经历了最初的国家与社会分离之后，紧接着就通过建立行政吸纳社会体制重建了国家对社会的行政主导。行政吸纳社会的主要方式是控制和功能替代。　　与宏观分析不同，微观层次的研究则试图通过对个案的深入调查，探讨民间组织的发展模式、制度架构、能力建设、社会资本等组织自身发展方面的问题。如沈恒超通过对商城县农村发展促进会的研究，指出了很多中国民间组织普遍经历的一条民间化的发展道路，即由一个政府主导的准政府机构到一个有正式法人身份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了其转变的动力和机制。[6]佟磊研究了河北省绿色知音环保协会，讨论在缺乏法律合法

7、性、自身实力弱小的情况下，草根民间组如何与政府、企业发展合作关系，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问题。[7]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参考。　　二、公民社会与国家法团主义　　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理论是NGO研究的重点之一。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相互竞争的理论视角，即公民社会与国家法团主义。　　公民社会（civilsociety）的概念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中国学者亦对之高度关注。改革开放30年以来民间组织的迅速成长似乎很容易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国内的研究者往往将公民社会与民间组织等同起来

8、，将民间组织视为公民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比如王名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