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如何遴选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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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湾如何遴选法官李学永：2014-05-29来源于共识网，作者李学永，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　　我国从开展法官职业化之始，就设置了最具高度的入职门槛，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都自称天下第一考，其难度可以想见，只有连闯两关的获胜者才能成为法官。而这种遴选精英的考选方式必致入闱者多是擅长考试的年轻人，而且职前训练时间过短，本科生入职2年即可实授法官职务，研究生仅需1年，网络上的“东交民巷女”自称曾为全国法院系统最年轻法官，应是不虚之言。但法院不是剧院，靠的不是脸蛋，法官也不是伶官，吃的不是青春饭，未谙世事的小姑娘端坐高堂，判断堂下一对白发苍苍老人的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确实勉为其难，做出的裁判

2、也会让人心生疑虑，司法圈的饭局上也常有某毛头法官问讯家庭案件，因发问方式生涩而致当事人脸红，律师和法警则捂嘴窃笑的故事流出。　　而当“娃娃法官”历经磨练褪去稚气，天理、人情和国法熟稔于胸，正值晓理动情、明法喻义、定纷止争之时，许多人却决绝地选择了离开，不再留恋曾经的令人艳羡，法院成了跳板而不再是归宿。今年两会上，法官流失成为重要议题，许多地方也给出统计数据以证实问题的严重，比如北京4年流失了348名高学历的法官骨干，占到录用人数的17%，上海仅去年就有74人离职，“法官到哪儿去了”成了最令人伤情的感叹。而专业人士还注意到，即使法官没有离职，由于从就读法学院时起就一直封闭在以法释义

3、学的训练和适用为主的司法知识体系和体制之内，也容易与多元善变的社会产生疏离，无法准确把握社会的脉动，常常习惯性地把法院当成了校园。　　显然，上述问题都指向了单一的法官考选渠道。而首席大法官在今年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大力推行法官逐级遴选”，“解决基层法官流失问题”的工作目标，仍不过是“从法官中选法官”的旧题重提，各地考选法官也多是照此操作，至多把考选范围扩展到了检察官而已，比如，成都法院系统2013年的招考对象仅限于全国各级法院、检察院在职公务员，连本系统内的聘任制书记员也排除在外，其格局之小，与萝卜招聘无异。　　但最高法院于今年年初实施的高层次审判人才的公开选拔，让人看到了制度创

4、新的曙光。入职最高法院的5人中，有法学教授2人，检察官2人，律师1人，全来自于外部，这是最高法院完善法官遴选渠道的改革举措，有利于提高法官整体素质，弥补“娃娃法官”过多之憾，也为法律人实现职业转换提供了机会。但这种选拔尚属可遇而难求的个案而非制度化的常设通道，且以最高法院的尊崇使得法律人的个中翘楚才有机会，普通人只能作为公分母而兴叹。maintenancemeasures,thereisabigsecurityrisk,managementhashadagreatimpacttothecity.3.1-8busterminalstationstatusinYibincitylay

5、outs(4)hoursofoperationmostofYibincitybuslinesin5:30-6:20,andbasicallymeettheYibintravelneeds.Bus　　因此，建立常规化、程序化、多元化的法官遴选制度尤为必要。在进行顶层设计时，海峡对岸的台湾正在探索的法官多元进用制度值得借鉴，这不仅是出于两岸的同种同源，更是因为双方共同面临着法官年纪过轻、社会历练不足的缺憾。台湾一直将司法人员特种考试作为法官进用的主渠道，比如从2006年到2010年，考试分发了256人，占到了75%，平均年龄多在28岁以下，有“家门、校门、衙门”三部曲之说，虽要经8年

6、的养成过程，才能成为实任法官，但仍因人生阅历不足而迭遭各界物议，建立多元的遴选通道于是成为台湾司改研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最终于2011年出台的“法官法”中达成共识。在其多元进用制度中，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尤值大陆借鉴。　　首先是广拓进用途径。特考以外的进用主要包括：一是检察官申请调任；二是公设辩护人转任；三是律师转任，赖浩敏以毫无法界任何官方职位的律师之身而荣任“大法官”和“司法院长”，演绎了从在野法曹向法界长老童话般的变身；四是学者转任，位高权重的现任15位“大法官”中有8位出身学者。大陆从检察官中选拔法官的做法，在实践中早已采用；大陆没有公设辩护人，自不必说；至于律师转任，律师

7、的作用并没被充分认识，甚至被法院视为对手而为维稳对象，虽有人大代表相关提案，从律师中遴选法官的意义仍需进一步认识并需得到立法确认；而学者转任当然也需在立法上设置旋转门。　　其次是依据法院层级决定不同的遴选条件。初出茅庐只能在基层历练，考试及格只限于在地院任职，只有实任法官才可进入高院，而要进入“最高法院”需实任12年以上，如要出任“大法官”，还需在“最高法院”任职10年以上且成绩卓著。检察官只有实任12年以上，才能入“最高法院”，否则只能转任在地院及高院。公设辩护人任职6年以上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