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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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综述摘要：以西方较为成熟的舆论学、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为支撑，国内学术界关于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与不足。建立健全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舆论引导机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引导模式，是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研究的重点，也代表了该项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关键词：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综述中图分类号：c912.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0—0087—04群体性事件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必然和普遍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免。进入新世纪以来，

2、世界范围内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呈现愈加频繁的态势，韩国的“牛肉风波”、泰国的“红衫军事件”、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国广东的“乌坎事件”，无一不显示出其巨大的危害性。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管理生活中的顽疾，成为令各国政府头痛不已的棘手问题。建立健全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机制，发挥舆论引导统一思想、安定人心、疏导心理、缓和情绪的功能，化对抗为对话，变无序为有序，使已经脱轨的社会秩序尽快恢复常态成为当前学术界探讨和争论的热点话题。本文对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总结，并对相关问题提出拙见，希望能对推动该项课题的深入研究略尽

3、绵薄之力。一、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概述群体性事件，西方称之为“集群行为”或者“集合行为”。群体性事件的理论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统称为社会冲突理论，该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制约因素、控制方式及其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为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也有不少舆论学、传播学的学者运用自身理论，从舆论引导的视角探求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之道，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首因效应”理论。“首因效应”，又称“先入为主效应”或者“第一印象效应”，1946年由美籍波兰心理学家s·阿希经过实证

4、研究提出，是指“人们的第一印象一经形成便很难被后来的异质信息加以动摇和修正的现象”，[1]48人们对客体的第一印象往往成为以后对其进行认知与评价的重要根据。事实上，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沃尔特·李普曼对于“首因效应”的影响很早之前已有论述，在其1922年出版的“标准理论著作”《舆论学》中，他十分清晰地指出：“固定的成见”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一旦我们牢固地产生了某种成见，便很难解脱它，“因为当成见的体系已牢固的形成时，我们往往注意那些能支撑成见的事实，而不去注意那些与成见相矛盾的事实。”[2]77在这里，李

5、普曼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首因效应”的概念，但实际上他已经意识到了人们对某种事物的“固定成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事物的第一次接触，也就是对事物的第一印象。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对某种事物的“固定成见”是“首因效应”的产物。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公众对相关信息处于渴求状态。不管正确与否，作为事件起因的第一篇报道或者第一时间的事件陈述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最初印象对于后面获得的信息解释有明显的定向作用。这种舆论一旦形成，公众对后面传播的、与前面不一致的信息就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加以抑制和排斥。即便后来的信息是真实的，要改

6、变公众已然形成的态度，彻底抹去前面信息遗留下来的痕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间隔并付出加倍的努力。这就要求政府和新闻媒体要有危机意识，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千万不能失语，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消息，抢占舆论引导的先机。2.“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公众舆论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它的中心思想是：“公众通过媒介知晓事件或问题，依媒介提示的角度思考，按照媒介对

7、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或者说媒介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同公众对同一事物的重视程度构成正比关系。”[3]78“报纸或许不能直接告诉读者怎样去想，却可以告诉读者想些什么”，[4]美国政治学家科恩的这句名言言简意赅地道出了“议程设置”理论在引导公众形成舆论或转变已有舆论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在后来关于“议程设置”的实证研究中，有些学者慢慢发现，媒介设置的议题与公众对它的重视程度并不会简单地吻合，有些议题媒介非常重视，却引不起公众的注意。媒介设置的议题能否引起公众的注意与以下三个因素密切相关：议题设置的

8、时间，公众自身的兴趣，议题与公众的相关性。议题设置初期，媒介对公众的影响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注意力开始转移，旧的议题被新的议题所取代。公众对媒介议题的关注度与他的兴趣爱好、议题与自身的关联性有很大关系，越是与公众的兴趣一致，越是和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越能引起公众的注意。所以，在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过程中，媒介或相关责任部门要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