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社会经济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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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謝元魯(四川師範大學歷史系)  《文史哲》2005/1 　　內容提要：唐宋之際發生了重大的社會經濟變遷與發展。首先，從唐代中期至北宋在土地制度、手工業和商業各個領域中出現了產權結構明晰化的長期趨勢；其次，社會商業信用新體系的逐步形成與完善化，社會資本利率的不斷下降，市場交易方式的變遷等因素，使社會交易成本逐步降低；再次，科舉制度出身的官僚集團缺乏對規模日益增大，市場日益複雜的商品經濟的管理能力，導致國家權力對唐宋之際隨著商品經濟發展出現的新興經濟部門，尤其是金融業和工商業控制能

2、力薄弱，使其獲得了發展的空間；最後，隨著宋代人口的增長而出現的市場規模擴大及耕作技術提高，以及由於部分傳統手工業部門投資收益的相對降低，使農業和金融業、商業等部門的投資收益相對增加，引起社會資本向這些部門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它們的發展。  唐宋之際發生了對中國歷史影響甚大的社會經濟變遷，已成為學界的共識。宋代的農業生產無論是在墾田面積的擴大、糧食作物產量的提高、經濟作物品種的增加與種植區域的擴大方面，都較唐代有顯著的發展。而手工業方面的成就也遠遠超過唐代，無論在生產規模和分工上，還是在新興手工業的種

3、類上，宋代都堪稱中國古代史上的高峰，如火藥、雕板印刷、航海等，均在技術上出現重大的突破。而最大的突破是在商業與金融領域。這一社會經濟的變遷，主要是從唐代安史之亂以後開始的。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發生上述變革與發展的主要原因，在於唐宋之際，出現了一個產權結構逐步明晰化，社會經濟領域交易成本下降，以及國家權力對某些新興經濟領域控制相對薄弱的長期過程。首先，是唐宋之際出現的產權結構逐步明晰化過程。美國經濟學家李伯克(GaryD·Libecap)認為，“產權是政治制度。在配置對資源用途的決策權力以適應新

4、的經濟環境上，產權同時也規定了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分配。……不同的產權安排不僅有不同的生產效應，而且有不同的分配效應。”從土地制度的變遷來看，唐代前期承襲北魏以來實行的均田制。在均田制之下，農民所從國家得到的土地，包括口分田和永業田，除了擁有使用權外，並沒有完整的所有權。國家幹預土地的轉讓買賣，名義上仍是國有土地制度。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九月敕說：“天下百姓口分永業田，頻有處分，不准買賣典貼。如聞尚未能斷，貧人失業，豪富兼併，宜更申明處分，切令禁止。若有違犯，科違敕罪，”此外在均田制下仍然存在相當數量的

5、私田。但這些私田往往充作口分田，其權利仍然受到國家的幹預。正因為如此，在均田制度下土地的產權是不明晰的。安史之亂前後，由於土地兼併、人口增加、以及賴以還授田地的國有荒地逐漸減少，均田制逐漸崩潰了。兩稅法實施後，國家不再禁止土地兼併，取代均田制的，是以莊園制為代表的私人土地所有制。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敕說：“如聞諸道州府長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後，遂於當處買百姓莊園舍宅。或因替代情弊，便破定正額兩稅，不出差科。今後有此色，並勒依元額為定。”這道敕令實際上是承認了官吏所購買的土地，只要按原額交納賦稅

6、，即為私有。這意味著較為完全的土地所有權開始由國家轉入私人手中，這是土地產權明晰化第一步的標誌之一。除此以外，從唐代後期開始，以土地和房宅等為主的不動產可以進行自由買賣和質典，在質典後原主人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收回的權利，由此可見唐代後期對於產權中的物權與債權已經有較為明確的規定。傅築夫指出，自從唐代天寶以後，隨著均田制的廢棄，土地買賣不再有任何限制，成為地權轉移的社會公認正常形式，也是法律承認的唯一方式。除了農民經常賣掉土地外，擁有大莊田的權貴豪門，也常常因為揮霍浪費或其他特殊原因，而將莊田

7、賣掉，也成為民間地權轉移的又一基本方式。而宋代的土地制度，不僅是唐代後期的繼續，而且是唐代的進一步發展。從唐代後期到宋代，土地產權明晰化的進程繼續發展。宋代初年即已規定“墾田即為永業，官不收取其租。”宋太宗至道元年(995)6月詔說：“應諸道州府軍監管內曠土，並許民請佃，便為永業，仍免三年租調，三年外輸稅十之三。”在真宗與仁宗朝亦再次頒佈過類似的詔令。實際上，上述土地制度變化的趨勢與土地產權的明晰化過程，正是在自唐代中期以後到宋代土地所有權的頻繁轉移中逐步實現的。漆俠認為，“兩宋三百年土地兼併之不

8、斷發展，與土地佔有、買賣政策的自由、放任有著密切的關係。當著土地兼併尚不算多麼嚴重，國家賦役還在一定範圍內增加之時，宋代土地政策或多或少地有利於自耕農經濟的發展，對一部分客戶的轉化乃至上升為自耕農也具有積極的意義。從北宋客戶比數下降，自耕農比數增長的這一事實中，就說明瞭這一點。”唐宋之際，國家土地所有制繼續衰落，土地私有制則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並居於絕對優勢的地位。 唐宋之際，不僅僅是在土地制度方面出現了產權明晰化的趨向，在手工業的許多部門中同樣也是如此。張澤咸指出，唐代的銅鐵業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