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迁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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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迁”笔谈关键词：社会经济变迁；唐宋唐宋土地制度的承继与变化①论唐宋时期土地制度变迁者，常陷入一个误区，认为唐宋时期土地制度的变迁是从中唐以前的授田制，发展为宋代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最早陷入这个误区的可能是南宋的叶适与郑樵。叶适认为，北齐、北周时期，“田皆在官”；“自汉至唐，犹有授田之制……盖至于今，授田之制亡矣”。郑樵也认为北魏太和九年(485)后至隋唐实行普遍授田制，“天下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民”。叶适的上述论断，今人仍常引用。实际上，汉代只有限田制，而无普遍的授田制。西晋占

2、田课田制所规定的吏民占田额也只是允许占田的最高限额，并非实授土地。五胡十六国时期，既没有授田制，也没有限田制。至北魏太和九年颁《地令》，则开始有后世习称的所谓“均田制”。但北朝隋唐的“地令”(田令)虽有“授田”之说，实际上并非普遍授田制。均田制下的所谓授田，按“地令”(田令)的规定，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国家授田，一种是将各户原有的土地登记为各户的已受田(北魏《地令》第3条即规定：“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唐《田令》第2条后款亦规定“先有永业者通充口

3、分之数”)。从“地令”(田令)的行文次第看，似乎是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只能是后者为主，前者为辅。关于均田制下的“土地还受”也是如此。“地令”(田令)既规定减丁或老死要退田，同时又规定“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北魏《地令》第11条)；“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有余收授”(唐《田令》第27条)；“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先听自取”(唐《田令》第30条)。因为北朝隋唐规定的“应受田”额远远超出当时的户均垦田数，所

4、以减丁时绝大多数都无田可退。减丁时既无田可退，进丁授田自然无从谈起，剩下可做的也只有家内账面调整而已。唐代均田制下“授田”与“土地还受”之所以率多有名无实，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无田可授。我们知道，汉唐间官田的最大宗就是屯田，屯田至唐代臻于极盛。唐代屯田最盛时，全国约有992屯，共有地约4．5万顷，加上其他官田(职分田、公廨田、官牧田、驿田等等)，充其量也不过10万顷。相对于全国数百万户来说，区区10万顷左右的官田，即使都拿来授给无地或少地农民，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更何况绝大多数的屯田、职分田、公廨田、官牧田

5、、驿田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拿来给民户授田。官荒田自可用来授田，官荒田的给授实际上就是鼓励垦荒。宋代也实行鼓励垦荒政策，只是形式与做法与唐前期不同而已。北朝隋唐均田制下也有许多“全无地者”，唐前期的诏令曾谈到这一问题，出土文书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证明，均田制下并非“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民”。唐律明确承认均田制下的百姓田为私田，唐令亦然。《唐令．田令》第34条就规定“公荒田”可以用来授田，“私田不合”。可见，即使是荒地，“官”与“民”(亦即“公”“私”)的产权也是很分明的。由此可见，均田制下绝大多数田在民而不在

6、官，在私而不在公。治宋代经济史的学者常说宋代时人曾说过宋朝“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论者常据此认定“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是宋代的基本国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说宋人讲(我朝)“田制不立”，根据是《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农田》载：“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仁宗继之，益务约己爱人。即位之初，下诏曰：‘今宿麦既登，秋种向茂，其令州县谕民，务谨盖藏，无或妄费。’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据《宋史》上述记载，很容易得出“田制不立”云云乃乾兴元年(1022)上述上书者所

7、言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乾兴元年上封者的建言，《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十九至二十有更详尽的记述。两相比对，不难发现，乾兴元年十二月某“上封者”虽然谈到赋役不均与豪强兼并问题，但其中并无(我朝)“田制不立”之语。说宋代“田制不立”者，是《宋史》的脱脱等人，不是宋人。宋元时人论田制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种是专指井田制，苏洵、欧阳修、张载、苏辙、魏了翁、黄缙、陆文圭、陈旅等等，皆持此说。时人的所谓田制，绝大多数即取此义。这种意义上的田制，不独宋代没有，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也都没有。田制的另一种

8、涵义是指各种土地政策、土地法规，乃至对土地的规划、利用等等。王应麟、廖行之、张方平等皆持此说。这种意义上的田制，不仅两汉、北魏、北齐、北周、隋、唐有，宋代也有。王应麟所说的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各朝的田制主要体现在各朝的“田令”(或曰“地令”)上。北魏太和九年《地令》计15条，见《魏书》卷一一0《食货志》。北齐、北周、隋《田令》(或曰《地令》)现不存，其大旨见于《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唐《田令》计55条，近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