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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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唐宋属中国古代社会变革期已为学界所公认，而具体到弹性较强的商人阶层而言，这一时期也是宋代以后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转捩点。故而本文拟对唐宋商人的婚姻变迁进行探讨，庶几可为唐宋社会变革提供一个细小的佐证。　　　　一、唐宋商人婚姻变迁的表现别良贱、重等级，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般婚姻政策，但各个时期程度并非全然等同。魏晋时期正式见于律令的良贱不婚原则至唐代更为系统，唐律规定只能“当色为婚”，不可“异色相娶”。[1](P1067)唐代商人虽不同于奴婢等真正贱类，但在人们观念中地位极为低下，其服色、车乘、丧葬、入仕等方面均受到严格限制。囿于社会上浓郁的贱商氛围，他们的婚姻受到很大束缚。有唐

2、一代，商人联姻阶层主要有：艺妓。这是唐代社会地位极为卑下的一个阶层。商人娶妓在唐代是很突出的。“维扬万贞者，大商也。多在于外，运易财宝以为商。其妻孟氏者，先寿春之妓人也。”[2](P2735)白居易名诗《琵琶行》中的主人公茶商妇是又一力证。商人。本着“当色为婚”的原则，亦或出于从业方便，商人之间常常联姻。如谢小娥之父“蓄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2](P4030)手工业者。按照唐律，官府工匠属于贱民，私营手工业者虽人身较自由，但地位也不高，与商人相近，常工商并称，因而常结为婚媾。如“李清，北海人也，代传染业。……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2](P23

3、0)李清家累世以染业为生，属手工业家族，其姻亲多以经商为业。农民。按唐代士农工商的分类，农民属于良人。政治地位虽非低贱之类，但生活境况不尽如人意，所以愿意与颇有资财的商人结亲。“有阎庚者，马牙荀子之子也。”牙人即中介商人。当张仁亶替阎庚向村民王老之女求婚时，“主人辞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许焉。”[2](P2605)另兖州有一“民家妇姓贺氏，……父母以农为业，其丈夫则负担贩卖，往来于郡。”[2](P2131)官僚。中宗时，王琚“时年甫冠，见驸马都尉王同皎，同皎器之。会谋刺武三思，琚义其为，即与周璟、张仲之等共计。事泄亡命，自佣于扬州富商家，识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给以赀，琚亦赖以济。睿宗

4、立，琚自言本末，主人厚赍使还长安。”[3](P4332)王琚娶富商之女，是政治斗争失势这一特殊情况造成的，在唐前期并无普遍代表性。中唐以后，少数商人子弟冲破唐廷的牢固藩篱，通过科举或买官踏入仕途，成为商贾阶层的佼佼者，使其与官僚阶层联姻成为可能。如成都酒商之子陈会，于大和元年及第，“后为白中令子婿，西川副使，连典彭、汉两郡而终。”[4](P19)白中令即当时中书令白敏中。由于商人子弟科举及第者寥若晨星，所以及第且结亲于官僚者更是少之又少，见于记载的仅陈会一人。值得补充的是，据笔记小说记载，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曾“以鬻材为事”，[2](P986)但他于隋大业末年已入仕为官，唐初“累迁工部尚

5、书、荆州都督”，[5](P115)况且武则天之母是隋朝皇家女子，因此武则天血统并不低贱。她成为后宫至尊并登上帝位有其特殊形势，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并不能成为商人家庭联姻皇室的代表。时至宋代，良贱不婚的原则亦被基本承袭下来，宋初颁行的《宋刑统》中关于婚姻的法律条文与唐律完全雷同。但宋人所谓的“杂类”是指“舅曾为人奴仆，姑曾为娼，并父祖系化外及见居缘边两属之人”，[6](P6959)已不包括商人。宋代商人的通婚阶层较唐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要变化是商人之女可入宫为皇妃。如宋太宗孙妃的父亲孙赐就因经商而成为“巨富”[7](P6)；仁宗时，几欲立寿州茶商陈子城的女儿为皇后，因有大臣指出：“子城使，大臣

6、家奴官名也。陛下若纳奴仆之女为皇后，岂不愧公卿大夫耶？”这才作罢。[6](P2700)徽宗时，刘安妃“本酒保家女”，[8](P8644)而郑皇后的父亲郑绅也曾以经营“酒肆”为生，[9](P1585)商人之女正位中宫终于至此时得以实现。另外南宋高宗吴后的父亲吴近在女儿贵为皇后之前，是位“以玭珠为业，累赀数百万”的富商。[10](P111)她们在被立为皇后之时，并未引起轩然大波，此等形势已远非武则天时可比。其次，宋代商人婚姻的变化表现在他们大量联姻于外戚和宗室。真宗时，外戚刘美所受恩宠无比，权势盛极一时，但他的女儿居然嫁于开封茶商马季良，[8](P13552)儿子刘从德又娶来“起裨贩”的嘉州土豪王

7、蒙正之女。[8](P9685)宋代宗室人数日渐增多，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经济方面却多有贫乏者，于是多“以女卖婚民间”，[8](P10974)而“富室多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门户，后相引为亲”。[11](P4)宗室女虽是皇室远亲，但毕竟是天子子孙，她们卖婚于民间引起许多臣僚们的忧虑，建议朝廷更订婚法加以限制，由是此类诏书频频颁布。宋仁宗天圣八年下诏：“禁以财冒士族娶宗室女者”。[8](P18